河北遵化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在办理“不见面审批”服务业务。 　　刘满仓摄

江苏常州一位市民进入小区时，向门岗志愿者出示个人“健康码”。 　　陈 暐摄

山东烟台民警借助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控和统计社区人员出入情况。 　　唐 克摄

　　疫情发生以来，“数字政府”备受关注。一方面，各地各部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努力做到科学决策、精准防控。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着力推进不见面、非接触的在线政务服务，最大限度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出门，高效解决生产、生活之需。这背后都离不开数据共享的有力支撑。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在线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一次检验。当前的“数字政府”建设中，在数据共享、便民利企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加强的地方？近日，不少读者来信谈体验、提建议。本报记者为此也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

　　疫情防控，数字共享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健康码”被广泛利用。它是由群众自行网上申报，经后台审核，即可生成属于个人的二维码。它是群众出入通行的电子凭证，一次申报全市通用。即便如此，跨省市的返岗复工人员依然有一种担忧：在老家申请的“健康码”，在工作地不管用，怎么办？

　　河南漯河市读者张淳艺说：“近日，河南与浙江建立了两省疫情防控‘健康码’的互认合作关系，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申请、反复核实，让不少河南籍在浙务工人员顺利返程复工。”他在来信中还提及，除了两地之间的“点对点”互认，能否进一步通过更高层级的统筹协调，实现一码在手、全国通行？

　　这实质上就是数据共享问题。数据共享是否充分，事关行政效率，事关群众满意度。来信中，不少读者讲述了网上办事的体验。江西瑞金市读者杨友明说：“电子政务运行很多年了，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它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凸显。比如医保缴费，按要求3月之前完成。我们及时通过‘赣州通’缴了费，方便快捷。除了医保缴费，‘赣州通’还包含数百个便民服务事项，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办成好多事。” 重庆九龙坡区读者秦邦佑反映的却是另一种情况。他通过当地电子政务平台提交了复工申请，还向当地居委会递交了填报时所需的各种书面材料。可是一连多日过去了，他依然在等着复工通知。

　　实践证明，数据共享是否充分，还会影响政府治理的效果。前不久，一位从外地回珠海的人员出具“粤康码”，系统立即从她的身份信息关联到出行路径、搭乘的交通工具等，反馈该人员是潜在密切接触者。街道、社区随即启动应急机制。

　　“‘粤康码’的背后汇聚了多渠道采集的个人健康数据，并且支持快速便捷的采集和查验，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高尚省介绍，患者名单、家人情况、交通工具、同乘人员等信息原本是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疫情防控、交通管制、社区防控、隔离点志愿者服务也是互不联通的。非常时期必须打造统一的数字平台，统筹调度精准防控。广东省在最短时间内汇聚了53个部门124类数据，继而在微信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上开辟疫情防控服务专区，推出“粤康码”、疫情线索寻人、中小企业诉求应答等一系列功能，从而在权威信息推送、大数据共享分析、全流程在线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

　　“战时表现好不好，关键取决于平时基础打得牢不牢。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特别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行‘最多跑一次’，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在疫情防控期间，‘数字政府’派上了大用场，但也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比如个别地方的信息沟通不够及时、群众办事仍需多头盖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一些“烟囱”和“壁垒”尚未拆除

　　来信中，不少读者谈到“数据烟囱”“数据壁垒”，认为这是影响“数字政府”功效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已于2019年11月上线试运行。截至目前，平台已联通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0余个国务院部门的政务服务平台，接入300余万项政务服务事项和一大批高频热点公共服务。一些省份还成立了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中心、大数据局等机构，搭建了跨区域、跨层级的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江西九江市读者李誉说：“‘数字政府’大有可为，可是仍然有些地方、部门的领导干部难以改变传统的行政思维，打自己的小算盘，在互联网思维、数据共享等方面认知不足、重视不够，造成统筹难度大、实施推进慢。”湖南益阳市读者胡灿说：“提及数据共享，理念上大家都赞成。但往往是共享其他部门的数据很乐意，把自己的数据拿出去有点难。”

　　“一个县市，政务APP可能有几十种。群众网上办事，需要在手机上来回翻找。”河北任丘市读者张子璇认为，“缺乏统一规划，再加上考核的驱使，一些部门、单位难免各自为政、盲目上马了。有时候开发经验不足，一些APP还存在闪退、功能不足、安全性低的问题。这反而给群众办事带来新的麻烦，背离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初衷。”

　　在汪玉凯看来，一些旧有的“烟囱”和“壁垒”尚未完全拆除，一些电子政务平台有待于进一步整合简化。“前些年，一些地方、部门自行研发出一大批电子政务平台，甚至是根据业务内容，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项目化运作。研发得越多，貌似成绩就越大。用的时间越长，越有惯性和依赖。但是，这种碎片化、功利性的操作造成共享意愿不强烈、技术标准不统一，导致互联互通难、业务协同难、数据共享难。”

　　针对数据共享问题，记者还采访了公安、民政等职能部门，他们普遍表达了“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同时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共享后的数据，该由谁负责？特别是万一出现信息泄露等方面的问题，是提供单位负责，还是使用单位负责，抑或是共享平台的建设单位？

　　此外，据安徽一基层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介绍，上级从基层调取了大量数据信息，搭建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但是，还要进一步把好事办好。“基层是与群众打交道最直接、最密切的地方，对数据的渴望太强烈了。上级搭建的平台应该‘下基层’，对基层单位开放端口，否则这个平台就成了新的‘数据烟囱’。有时群众办事不满意甚至投诉了，上级却以‘属地管理’推责了事，我们自身的资源很有限，夹在中间很为难。”

　　数据共享平台既要建起来还要用起来

　　打造“数字政府”势在必行，加强数据共享至关重要。来信中，不少读者提出了意见建议。

　　现实操作中，共享目录是数据共享的重要依据和指引。国务院于2016年专门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对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政务信息资源分类与共享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

　　“针对哪些可以共享、哪些不可以共享，各地各部门目前都编制、汇总了相关目录。但是目录是否完备、共享到什么阶段、数据更新是否及时，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研究、督促推进。”江苏常州市读者曹建明来信建议，进一步把共享目录与权力清单对照起来，从保密性、可靠性、可行性等角度查缺补漏；进一步建立相应的共享时间表，然后按进度逐一对表，并向社会公布评估检查结果，倒逼“烟囱”和“壁垒”的破除。

　　数据共享与制度建设应同步开展。汪玉凯说：“实践中，常常困扰我们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法律、标准规范、安全保障以及政策等因素。比如，如果法律滞后，就会给政务信息化的应用设置很多障碍；标准规范滞后，就可能对系统整合带来困难；安全机制不健全，就会带来极大的隐患。这就亟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督管理和安全保障，推动各地各部门转变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到数据共享是一项应尽的责任义务。”

　　数据共享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不断提高行政效能，让群众满意。四川北川县读者余志勇说：“数据共享平台既要建起来，更要用起来。以数据共享为契机，加大电子政务平台的整合力度，着力打造符合区域特点、品牌效应突出、务实管用便民的统一服务平台。”

　　四川省巴中市读者张纯林建议，要充分运用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进网上办事流程的避繁就简，特别是对于能在后台共享的材料，尽量避免前台的反复提交，如此既减少了群众麻烦，也节省了工作人员工作量。

　　高尚省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围绕业务需求，统一归集基础数据，同时建立健全数据分析和应用平台，从而有针对性地优化在线政务服务和应急指挥，擦亮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品牌。还有基层工作人员建议，搭建数据共享、在线服务平台时，应在数据调度、模块设计、程序操作等方面更加注重基层工作的实用性、简易性，既要能用也要好用，如此才能更好发挥数据的价值，赢得更多群众的好评。

　　版式设计：汪哲平

　　《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09日 07 版）

编辑：李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