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李约瑟之问”
国防科技水平彰显军事文化水准。它支撑强军伟业,事关民族尊严。
2013年2月,习主席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深情勉励大家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东风精神”,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追求卓越,扎根大漠,报效祖国和人民。2013年11月,习主席视察国防科技大学时要求,牢牢扭住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略基点,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大漠深处升腾而起的蘑菇云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动人画面,再到“银河”“天河”不断走向世界之巅等,国防科技事业的丰碑一次次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这种自信来之不易。也就是在70多年前,一个叫李约瑟的英国人曾就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现实发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这一发问看似科技之问,实则历史之问、文化之问。它紧紧连着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深深刺痛着数代中华儿女的中国心。
破解“李约瑟之问”,既是历史担当也是文化使命!今天,面对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召唤,我们只有沿着先行者的辉煌足迹不断攀登新的巅峰,才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1、李约瑟问的是什么
70多年前,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叫李约瑟的英国人来到古老的中国。李约瑟是英国生物化学专家,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来中国之前,跟那个时代普通的西方人一样,李约瑟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西方的偏见:中国是个落后的不文明国家,对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贡献。
由于拥有外交官身份,李约瑟在中国期间得以四处游历、考察,他先后出行11次,到过敦煌,到过都江堰……所见所闻,让他满心惊讶: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原来如此辉煌、如此灿烂,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访问中国的经历影响了李约瑟此后的一生,他“除了写一本中国文化的科学、技术、医学的史著以外”,心中别无他求。
此后,李约瑟编写了7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在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发出了这样的叩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李约瑟之问”,不只是一个英国学者的个人学术兴趣问题,更是一个中华民族必须认真思索、必须直面破解的重大文化命题。
2、“李约瑟之问”,引发人们探究隐藏在科技进步背后的文化密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妨暂时离开“李约瑟之问”,以世界眼光和跨文化视野,观照近现代西方大国崛起之路,进一步审视“李约瑟之问”的深层文化意蕴。
我们必须追问,相比于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而衰的历史,近现代西方大国崛起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利于科技创新发展的文化密码?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古希腊那里”。正是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主客二分宇宙图式,为西方近代科技播下了重视理性的第一粒种子;而他们倡导的“抽象构建概念——建构理论解释体系——逻辑推导演绎命题——归纳提炼客观规律——数学手段揭示质量关系”的认识路线,则构成了西方近代科技的逻辑起点。理性和逻辑,构成了西方近代科技诞生的文化母体。即使是在“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的理性文化依然得以延续:注重理性的柏拉图主义通过教父哲学得以延续,形式化公理演绎体系的研究范式经由阿拉伯文化得以复活,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验科学和逻辑学则依赖经院哲学辩证法获得继承。
此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近代欧洲的文化创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实现了自身文明的涅槃重生,将源自古希腊的纯粹科学、理性实证和自由探索等传统融为一体并发扬光大,发展出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逐渐积淀为追求理性与规范、公平与宽容、批判与创新、效率与协作的近现代科技文化价值传统,成为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
以此为起点,后来居上的西方列强,走上了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工业革命勃然兴起、武器装备日新月异、领航全球军事变革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独特的近代西方军事文化传统。这种情形正如《剑桥战争史》一书概括的,“西方武装力量通常总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技术上的先进弥补数量上的劣势……看起来西方一直对接受新技术异常敏感,不管这种新技术是来自它自己的发明家还是来自外部。技术革新以及同等重要的对这种革新的迅速反应能力很快便成了西方军事文化的特性”。归根结底,这种军事文化特性的实质,恰恰是催生西方近代科技的创新文化基频。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传统中国,依然固守祖先2000多年前的大一统文化范式和农耕文明形态,未能实现自身文化的近代转型和变革,在近代化浪潮中的落伍,已然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