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组织遭遇成长烦恼：为事业执着 对前途茫然
发布时间：2015/7/20 22:46:10 作者：佚名 点击：
7月14日，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学生小钟为家住5楼的吴老先生送菜上门。这学期，致和社工招募志愿者，小钟和几位同学一起报了名，利用课余时间为周边社区腿脚不便的老人买药送菜，解决他们出门不便的问题。CFP供图
“孩子起晚了，刚刚带他们吃了个早饭。”康宏略带一丝腼腆地告诉我。康宏，北京市海淀区睿搏社工事务所“深宵外展”项目的负责人，一个高大魁梧的男孩，对孩子竟流露出一分难得的温和细腻。
每周五22：00到次日凌晨4时(冬天则从21：30到次日凌晨2：00)，在海淀区的大街小巷，总有6个年轻人穿梭于网吧、台球厅、游戏厅之间。遇到夜不归宿的少年，他们就会上去“搭讪”，然后和这些少年一起玩游戏、打台球。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孩子们一起玩是他们和孩子沟通的方式。6个年轻人的工作就是“深宵外展”。
两年来，睿搏社工事务所的年轻社工们，一直坚持这种“夜生活”——寻找夜不归宿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为孩子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服务。但这群有活力、有朝气的年轻人，在漫漫的成长路上，也难掩他们的烦恼。
“我也当了一回爸。可是，除了提供简单的食宿，帮扶能力有限，这让我感到很无力”
“他们昨晚在这儿住下了。”康宏说，“白天他们扎堆到北影旁边当群众演员，运气好的能挣个50元，运气不好的，就到北太平庄一带24小时的店内住下，等着天亮再去干活儿”。
说这话时，两个皮肤黝黑、穿着还算整齐的小男孩，笑嘻嘻地一屁股坐在了康宏身边。看起来，他们似乎对这里已经很熟悉。
身子稍微矮小的男孩叫小马，16岁，父母离异，从家里“逃”出来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坐在小马旁边的，是他的小伙伴，叫小亮，长得很清瘦，今年22岁了，患有先天性白内障。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他被父母遗弃。
他们对笔者的来访，没有一点儿抵触，反倒挺热情，时而给我端茶水，时而听到自己的故事时便也插上两句。他们率真、活泼，和康宏刚刚接触他们时相比，已经完全变了样儿。
“第一次看见他们俩，是在麦当劳里，那里是流浪和问题青少年出没最多的地方。”康宏每周五晚上都带着他的团队来麦当劳夜巡，“那是去年的一个冬天，他们俩穿得很破烂，年纪看上去就不大。凭着直觉，我一眼就可以认定他们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当时他们正向服务员讨要一杯热水，可是被拒绝了”。
“我开始试着靠近他们。我向服务员说明了情况，并要了两杯热水。起初，他们戒备心很强，只是看着我们，就是不说话。后来，我发现他们在纸上写着什么，很是吃力的样子，他们毕竟也没有读过多少书。这时，我马上主动提出为他们提供帮助。也许他们实在无法自己完成，只好默许了我的帮助。”康宏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在这样一个冬夜，能得到真切的帮助和及时的关怀，应该比两杯热水来得更温暖些吧。“他们发觉我们是真心要帮助他们的，即便话依旧不多，但慢慢放下戒心，最后同意随我们回事务所住下来”。
“给他们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守着他们睡了一夜。那个夜晚，我也当了一回爸”。说到这儿，年仅24岁的康宏有点不好意思了。
“可是，除了提供简单的食宿，帮扶能力有限，这让我感到很无力。”话语间，康宏有几分遗憾。
“深宵外展一开始，我们希望让孩子尽快回家。可是时间久了，再发现他们的时候，我知道，回家不应仅是一个完成式，我们更应该为孩子上学、就业、医疗提供帮助。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努力改变他们的人生——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力量。”
然而，这些社工组织没有政府背景，社会地位不高，社会资源整合乏力，种种现实困境都让社工组织在前行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康宏说，他不会放弃这些孩子，他曾经幻想着有一天，他的专业可以“抚养”起他的孩子们。
也许，一般人很难理解，康宏这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年轻人，何以放弃苦读4年的法律专业来到睿搏。
像康宏一样，睿搏的年轻社工们坚持自己的理想，在坚持中，等待插上翅膀的时刻。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理想和现实总会有矛盾的，走一步算一步吧”
“其实这些孩子都不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错，无非就是贴个小广告、倒卖专家号……但是，我们会随时接到涉及青少年的个案，40分钟，就要有社工到场。”会议室里都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是睿搏分布在海淀区各楼宇、小区的一线社工和志愿者。
“这些孩子都把自己当成是成年人，但是，当你们真正去接触他们时，会发现，他们不过是用稚嫩的心智试图演绎成年人的角色，而他们毕竟是孩子。所以，在和他们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尽量要考虑他们的心理和情绪，言行之间要传递一种平等的关爱。”刚看见梅何霞的时候，她正在所里和一线的社工们分享和问题青少年沟通的技巧。
梅何霞，睿搏社工事务所的专职社工。社工专业毕业后，她已经度过了自己第三个年头的社工生涯了，在所里也算是“老人”了。
看见笔者，小梅手舞足蹈地给我介绍所里的工作和荣誉等情况，言语之间，无不表露出对于这个职业发自内心的热爱。
而谈及自己时，她显然有些失落，有些茫然。
“在上大学以前，在一次青少年司法教育的活动上，我认识了社工这个职业——当时也许还不叫社工吧。我看到在监狱里会安排专业人员，给服刑人员做心理疏导，以帮助服刑人员排解心理压力，争取能顺利回归社会。
“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所以，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填上了‘社会工作’四个字。其实当时我并不太懂社会工作是做什么的，也没有多想这个专业以后能不能挣钱。我只是打心眼儿里觉得，它会给我带来快乐。”
说到这儿，梅何霞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问到“是否想到过未来”，梅何霞的眸子有了几分黯淡和无奈，“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可是理想和现实总会有矛盾的，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大学四年一直很努力，不仅理论知识学得扎实，也经常到各种社区服务站实习，积累实战经验，就是希望将来也可以到公安系统里帮助服刑人员早日融入社会。
“然而，我的理想太难实现了，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压根儿就没有机会。是就业还是择业？我放弃了择业。再后来，我便来了睿搏。”梅何霞说，“现在就业岗位比过去多了，像我们这种社工组织没有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自然是没有竞争力的，留不住一些我们想要的人。”
小梅说到的想留住的人，就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城市学院、劳动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还有北京大学社工专业的实习生们。每年，大概有30余名实习生来睿搏实习，其中有大一至大四的本科生，也有研究生。
“在一些实习生眼中，在这里做的只是学院要求完成的一个实习报告而已。一些大学毕业生只奔着高薪高职的行业去，何况，现在的生活成本哪里是能靠一两千元的工资就可以承受的呢。”梅何霞是北京人，比起留京的外地大学毕业生少了几分生活的烦恼，然而，她知道他们的难处。租房、交通、医疗、一日三餐……这样一笔笔算起来，是不小的开销。“我还是很幸运的，遇到睿搏，有人说这里像地下工作室，没有气派亮堂的办公室，可是，我每天都能活在阳光下，体验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活法”。
社工，没有行政事业编制，更不是国家公务员，但凡年龄允许，很多人都要面对是否准备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选择；一线的社工，几乎每天需要加班，有时还搭上周末；常年和有各种问题的对象打交道，偶尔也会导致自己的情绪紧张、低落；没有归属感，付出和得到不成比例，不少人的社工工作做得很不踏实。
“我们的工作是在用生命帮助生命，没有比活得有尊严更重要了”
“范老师回来了！”小马突然蹦了起来，从办公室外迎进来一名衣着朴素、温文儒雅的中年妇女，眉宇间透露着母亲般的慈爱。“这就是我们的范老师”。
范燕宁，首都师范大学社工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现任海淀区睿搏社工事务所所长。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她只好把笔者请到小屋内侧。这里摆着两张桌子和三张凳子，旁边紧挨着洗手间。
“社工事业需要付出的精力是常人不可想象的。” 范燕宁只要皱一下眉头，清瘦的脸庞和额间便可见深深的皱纹，“我很爱我的学生，看着他们一个个从我的教室里走出去，然后在茫茫的就业大军里失去了方向，我很心疼。”
“那时候社工系学生毕业时的感觉，就像在北京的冬天一样，校园里的感觉如同待在有暖气的屋子里，温暖而舒适，一旦走出校门，孩子们被凛冽的寒风吹打着，无所适从。”
范燕宁和几个老师商量，不能让这些孩子的理想无处安放。2010年底，55岁的范燕宁用个人的名字申办了海淀区第一家民办非企：睿搏社工事务所。
“第一次居委会找到我的时候，所里沸腾了，第一笔‘生意’来了。
“小磊，20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经济条件不好找不到恋人。母亲常年卧病在床，父亲是退休的老工人，一家三口靠老父亲的退休金蜗居在一个20平方米的居室里。2003年，小磊第一次喝了敌敌畏。幸好被父亲发现，及时送到医院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他却因此记恨父亲，父子关系的裂缝也越来越深。
“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是他第二次买敌敌畏了。公司裁员和恋爱失败，让他再度掉进低谷。
“老父亲实在不忍心，找了派出所，结果被告知不归他们管；找了电视台，结果需要当事人双方出面；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心理咨询中心，可是费用太高了；辗转多次找到居委会，几番沟通，居委会想起了睿搏。”
范燕宁带着自己的团队，每天步行二三十分钟，和小磊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交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体力的承受和心理的博弈都考验着范燕宁和她的团队。他们都知道，必须干出个模样，他们才能得到信任，才能“生存”。
“孩子最终开口了。得知他酷爱计算机，于是，我便第一次向团区委争取了一两千元的支持，让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计算机，并和原单位做了充分沟通，他留下来了。”范燕宁说，“有了工作，人自然精神许多，感情生活也有了起色”。
这样的故事，每一天都在睿搏发生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在他们的帮助下“活”下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在他们的疏导下，也“活”下来了，那睿搏呢？
“我们的工作是在用生命帮助生命，没有比活得有尊严更重要了。”范燕宁不禁感叹，“如果谈理想，我们这些可爱的社工就是这个时代最有理想的青年。”
“海淀区服务地段区域分布比较散，服务的个案涉及社会和家庭等各个层面，这些都很耗人耗精力的。” 范燕宁说，“如今每年能够从政府购买服务最多两项，其余的时间便是参与策划开展团北京市委、团海淀区委以及居委会的一些志愿项目，比如团北京市委的‘公益星期六’，团海淀区委的‘关爱特殊群体’项目，等等。所里64名社工，不能让他们没事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得不选择暂时抛开专业化和价值理念，以维持基本的‘生命’需求。”
“有一年，被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评审组判了违规，原因是市、区两级团系统申报了4个项目。结果一个项目都没有做成。那一年，我和所里的孩子们都特别无助和难过，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
缺少与外界平等对话的机会，没有专业化职业体系的支撑，范燕宁和她的团队4年多来一直苦苦支撑着。
4年时间，从讲授理念到努力践行，从三尺讲坛到献身社工事业，范燕宁执着而坚守。这分执着和坚守，从她踏足社工开始，就没有想过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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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早在两年前，报考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已达到17万人，3.9万人通过考试，但通过率仅为23%。国内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已经超过40万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员并未接受过正规的社工教育和专业训练。而另一方面，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的社工专业大学毕业生，却由于就业难、社会认同度低下和收入等各种原因未能加入进来。
目前，我国已经有320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本科和专科学历教育，每年培养出近两万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61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硕士生学历教育，每年培养出1000多名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但实际情况是，真正从事社会工作的毕业生只有三四成。大部分学生由于就业难和收入低等原因都放弃了社工职业，而是进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与社工无甚关联的其他工作。
国内许多城市，医疗社工、司法社工和禁毒社工十分缺乏，大部分医院至今没有设置医疗社工岗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在美国，2004年约有超过56万个社工岗位，主要分布在四大社会工作领域：儿童、老人、家庭和学校社会工作，医疗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社会工作，以及项目规划和政策发展社会工作。前三类属于直接社会工作，也称之为临床社会工作或微观社会工作，后一类属于间接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虽然已经正式纳入我国的国家职业体系，但缺乏职业化的制度建设。比如，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步工资虽然与其他行业的水平相当，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职称考核晋升制度，所以收入的上升空间有限。在美国，社工的平均年收入是3.5万美元左右，最低收入是2.3万美元左右(占10%)，最高收入超过5.8万美元左右(占10%)。我国香港地区，一般初级社工月薪在1.2万~1.8万元港币，高级社工年薪能达到40万元港币以上。我国内地，目前社工的薪资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每个城市社工的收入有差异，如深圳中级最高每月是5230元，助理级是3700~3900元左右。北京、上海一名社工一年的总收入不低于5万元。(专题撰稿 特约通讯员 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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