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对于中小学老师来说,职称评定既是对他们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一种肯定,同时也关乎着他们的切身利益。以往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定,最高只能评到副高级职称,40岁左右大部分老师基本都能达到这个水平,那么往后一直到60岁退休的这二三十年,很多老师只能原地踏步。
近日,国家已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中小学教师中增设正高级职称。据了解,广东两年前就发布了相关的试点办法。目前,广州市已有两名小学校长获得了正高职称,成了“教授级”的小学教师。小学老师评正高要符合哪些条件?打破中小学教师职称的天花板,都看重哪些能力?
彭娅今年47岁,目前担任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的校长。从最初的数学老师,到后来的班主任、教导主任再到小学校长,她已经在基础教育行业摸爬滚打了30多年。去年广东省颁布教师职称改革试点的有关办法,新增了中小学教师可以申请正高级职称的有关内容。那一天,彭娅感到既突然、又兴奋。因为和不少身边的教师一样,她们已经在副高位置上“停”了好多年。 彭娅:试点的时候,其实是上面突然来了一个文件,区教育局就非常重视,然后试点的时候我们就赶上了这个好机会,我们最初并不知道他们会搞这个小学都可以搞正高职称的事儿。 论文、专著、各类等级证书和荣誉证书。和彭娅一样,广州市符合申报条件的老师们,都开始着手准备各种各样的申报材料,然后通过逐级送审,最终由广东省人社厅授权组建的评审委员会和专业评审组组织面试答辩。 彭娅:我是教数学的,我本身就是数学的特级教师,我材料里面报的有课题研究和课题成果,他们就会问你报的课题研究的问题是怎么理解的,看你是不是亲自经历了做的过程。他们会问你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报的材料里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问你专业的问题。问我的肯定就是数学专家了。 彭娅透露,改革后的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标准有不少变化,注重师德、实绩和实践经历就是其中之一。而中小学老师想要申报正高级职称,对其担任班主任的年限、带班所获奖励、课程教育、学生或家长满意度等都有硬性规定。例如班主任要当过10年以上,带过一到六年级也就是循环教学一次以上等等。 彭娅:我做过班主任,又当过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十多年了。然后做教导主任也算,加起来就20多年了,教龄总共30多年了。它(材料审核的标准)本来五项里面三项就够了,我是五项全部符合条件。 在广州市试点教师职称改革的过程中,另一位评上正高级职称的“教授级”小学老师,来自越秀区的东风西路小学,名叫陈伯良。他同样是一名校长,曾在数所小学以及中学担任过数学以及英语老师。陈伯良说,广州市的小学教师评副高级职称已经是千分之一的比例,而去年试点正高级职称的评审,则更加激烈。 那么在广州市众多符合申报正高级职称的小学老师中,为何彭娅和陈伯良能够胜出?不少网友认为,这和他们的校长身份有关:正因为学校一把手的地位,他们才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更有网友指出,职称评定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拉关系、走后门的温床。表面上是报送材料集体研究,实际上,最后评上的人,都有人暗中“保驾护航”,行政干预的影子少不了。 最开始试点以后,评上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结果都是校长,好像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嫌疑? 彭娅:那应该不会。小学校长,首先专业很强的老师才能够做校长。小学的校长不像是政府部门的那些领导,小学的校长本身就必须懂得教育教学。我到现在都上公开课的。现在拿专业出来,我们也是佼佼者。 彭娅告诉记者,当初越秀区的确有一些符合申报条件的老师申请了正高级职称的评审,可能在材料审核或者答辩面试被淘汰,因此只剩下了她和陈伯良二人。陈伯良透露,由于他们二人都是从业多年的老师,本身也有多次担任副教授职称评定的评审委员工作。因此他认为,在广州市,教师职称的评审,从材料的申报审核到面试答辩都很规范严格。 陈伯良:我们作为广州市的评估专家,先加入到专家库然后培训,如果我们明天要去评,差不多我们要前一天下午6点才会知道的。在电脑抽签,现场有纪检和公证人员监控。第二天去了以后,现场收集都要收走的。而且所有的名字都看不到的,封闭的。也不知道对方哪里来的,所以最后专家集体打分,电脑会算分。就算你哪个领导要打招呼,严格来讲是没办法的。 有媒体分析,这次改革急需破解的,是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话语权经常被教育局和学校官员所垄断等老问题。一些老师们也反映,门槛高、名额少、机制不科学的职称评定,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改革,需进一步去功利化和行政化。 记者:进一步去行政化去功利化,减少学校行政力量的干预,这个您认同吗? 彭娅:这个非常认同。行政走行政的路线,职称评定就是评定专业水平,两条线路要分开。 不少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小学教师评审改革,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例如加大对乡村学校中小学老师的政策倾斜,重视教学的综合评价等等。不过彭娅校长认为,此次改革在中小学教师中增设正高级职称,已经是迈了一大步,是对小学教师工作的肯定,对于小学教师也更加公平。陈伯良则指出,此次职称改革,不仅仅涉及到老师的“动力”和待遇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记者王逸群 郑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