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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扶贫干部的故事:有贫困村番茄滞?_c1Y17万
发布时间:2017/6/17 23:28:39   作者:佚名   点击:

  “万寿菊苗长出十多厘米高了,得赶紧从拱棚里移栽到山上。”下午两点半,火热的太阳当空,辣得人能脱一层皮,下石勒村村支书杜继英就在村委会的喇叭里喊集合。

  山西和顺县下石勒村,地处太行山深处。杜继英发现,找准脱贫路子的同时,尴尬伴之而来——年轻人都已走出大山,四处打工,留在地里干活的大多超过50岁,贫困户更是缺人手。

  好在有“能人支书”带动,村民们又肯吃苦,下石勒村先后筹资建起了苗圃、养牛园区、万寿菊生产基地等,去年底全村脱贫。

  河北省怀安县叶家辛窑村人走出贫困,靠的是“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发展模式。村集体流转村民土地265亩,成立了鲜果蔬菜种植合作社,建起温室大棚101个,贫困户通过土地租金、合作社分红、就地务工等渠道稳定增收。

  扶贫产业也难免风险。建成温室大棚的第一年冬天就赶上了大暴雪,损失过半;第二年修整好大棚种上西红柿,又因滞销损失17万元。

  “不跌几个跟头,难闯出好路子。”村支书赵建根感叹。坚持到去年,叶家辛窑村鲜果蔬菜园区盈利近百万元,年底脱贫出列103户164人。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精准方为对症之策。

  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硬骨头怎么啃?广大基层干部是扶贫主力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下一番‘绣花’功夫”“用心、用情、用力开展扶贫工作”的要求,他们俯下身、勇担当,成为贫困群众的主心骨。

  如何让贫困群众跟得上政策引导,帮扶工作如何不受乡土人情所困,扶贫产业如何避免跟风发展,脱贫路上如何确保长期收益,扶贫干部考核如何让实干者得实惠……这些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考题。

  前不久,本报记者带着问题深入6个贫困村蹲点调研,亲身感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路径和成效,倾听扶贫一线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

  湖北省咸宁市科技局副局长、通山县闯王镇刘家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黄宏光(左)在搬化肥。

  本报记者 程远州摄

  俯下身,怎么找到突破口?

  “云山村是个高山村,海拔1500米以上,面积54.8平方公里,各村小组住得分散,想要挨家挨户走访,没个一两周下不来。全村96.7%是拉祜族。200多户贫困户大都是文盲半文盲。我是村支书,自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怎么让村民相信我能带着他们致富?”扶贫干部不缺,缺的是群众信服的扶贫干部。土生土长的李明遇到的问题,城里来的干部有同样的困惑。

  黄宏光:两年多前刚接到驻村任务时,心里没底。在村里走访了一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老百姓都盯着扶贫工作队,拿什么样的业绩取得群众信任?

  我们开局做的是民心工作,帮助因病致贫的贫困户陈其美治病。甲状腺瘤在他脖子上挂了17年,干不了活儿,养不了家,村里谁看见都说他可怜。我们帮陈其美联系手术,通过医疗救助政策报销了90%的医药费。村民们都看在眼里,后来把我们工作队请到祠堂,凑钱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当然钱是我们结的。这在农村算是很高的礼遇了,工作也就打开了局面。

  重庆市开州区满月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双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晓华(中)和贫困户商量搬迁事宜。

  张晓华:心态决定状态。有些扶贫干部对贫困户没感情,把落实扶贫政策当作“施恩”于民,工作不扎实,群众就反感。有些贫困户说:“只打电话慰问有啥用,既没送来政策,又不带真金白银,还净耽误干活!”还有个别刚毕业的大学生,驻村后不会农村话、不懂农村活、不知农村事,怎么能跟村民推心置腹,怎么了解实际情况,找到扶贫突破口?

  杜继英:在开始阶段,驻村扶贫多少会有些“本领恐慌”。我觉得,只要能俯下自己的身子、摆正自己的位置,真心为群众脱贫致富想法子、干实事,大家跟着你得到了实惠,自然就会信服你。

  黄宏光:增强扶贫本领,除了熟知政策之外,还要问计于民。一村一地的农民,往往比外来的扶贫干部更知道本地适种什么作物、发展什么产业。在刘家岭村,我们经常和村干部一起走访,不仅向贫困户讲政策,还向富裕户问计策。目前我们正在准备发展雷竹产业和红豆杉产业,就是问计于民的结果。

云南省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党总支书记李明干农活间歇。

  资料图片

  李明:过去制约我们村发展的最大因素就是基础设施。不少老百姓的房子是茅草房、杈杈房,有些地方甚至连水都用不上,一到农忙时节就发愁。很多村小组不通路,老百姓把自家种的、养的运出来卖,只能靠人背马驮,不少好东西就烂在山里,实在可惜。

  现在水电、道路、住房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过去改善很多。在蒿枝坝等村小组,村民搬进了新居,看上了电视。拉祜族是很好客的,有外面的客人到家里,一定会邀请他看电视,这是我们接待客人的一种方式。

河北省怀安县左卫镇叶家辛窑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根帮贫困户摘杏。

  识真贫,“人情制约”怎么破?

  “2014年以前,政策规定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要在12%以上,当时按照贫困程度倒排,刘家岭村的贫困人口有196户。驻村之后,我们召开精准识别讨论会,从晚上开到凌晨仍没有结束,村民代表都想为自己村组多争取名额。这种情况难以避免,只能靠上门入户筛查。我们严格按照政策核实清理,确定了139户。因为要筛掉不少人,工作难度很大。驻村第二周,挂在村委会的‘精准扶贫办公室’的牌子就被人砸了。”扶贫干部们的体会是,一碗水端不平,后续工作就难开展。

  张晓华:在村民小组会上,我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当着乡里乡亲识别贫困户,村民往往不肯讲实话,怕伤面子、得罪人。怎么办?向左邻右舍了解情况,也很难保证准确。

  我们最常用的是通过“四类人员”大数据系统进行比对、清理。四类人员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员、公司法人或股东、家庭购置车辆以及城区购买商品房的人员。被核实为“四类人员”的,取消贫困户资格。有位卿姓村民2014年被纳入贫困户,当时是因学因病致贫。但到了2015年,他家购买了10多万元的货车,每年收入3至4万,超出贫困线标准。他自身不愿“脱贫”,隐瞒了买车、有收入的事实。扶贫干部在入户走访中听说后,便去车管所核实,确认群众反映情况属实,卿某的贫困户资格被取消了。

山西省和顺县李阳镇下石勒村党支部书记杜继英查看万寿菊苗。

  杜继英:搞好精准识别,村两委班子要团结起来,抵制歪风邪气。在我们的扶贫工作会上,村民代表经常嚷着大嗓门跟我和村主任讲理,激动时还拍桌子。我觉得当面说真话好,对开展扶贫工作更有利。

  黄宏光:识别贫困户都是走“申请、评议、审核”的路子,其中村民评议起重要作用,这是乡村民主的实践形式。但要看到农村也是人情社会,单纯看民主评议的话,有可能选出来的多是大姓家庭,而真正的贫困户被漏掉了。我们后来将贫困户名单上墙公示,让来“讨公道”的村民自己去“比穷”。这一招管用,村民们服气多了。

  赵建根:“精准”二字每一步都是坎儿,识真贫是扶贫工作的第一步,要扣好这“第一颗纽扣”,必须“丁是丁卯是卯”,容不得半点虚假。同时,贫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贫困户怎么动态识别、适时调整,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更合理的办法。

四川省青神县高台乡百家池村党支部书记刘如祥(左)在椪柑园里谈农事。

  扶真贫,“心气”怎么鼓?

  “刘家岭村有位‘懒汉’,叫陈得利。他被定为贫困户后,很多村民提意见,问:‘你们扶贫工作队是不是给懒人当保姆?’我们鼓励陈得利自力更生,帮他在深圳找到了打工岗位,现在夫妻二人在那里的工厂每月可挣5000多元,已经脱了贫。春节回家时,我去回访,他说以前觉得家里横竖没希望,现在找到了出路,闲下来反而不适应了。”黄宏光从中体会到,扶贫先扶志,激发内生动力,才是精准脱贫的不二法宝。

  张晓华:确实也有一些“扶不起来”的贫困户,抱着“等靠要”心态,好吃懒做。对他们,一方面要加强正面引导,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力更生摆脱贫困的典型,让贫困户学有榜样;另一方面,也要善于“攻其软肋”,告诉他们,单靠国家政策能靠一时不能靠一世。

  面对一些因为生活变故,对生活失去信心的贫困户,需要扶贫干部付出更多爱心和耐心。鼓起他们的心气,也就扶起了一个一个家。28岁的小向因重病致贫,妻子为照顾他无法外出打工,一家人过得贫穷而沉闷。我们了解情况后,送小向的妻子到重庆市开州区免费学了两个月烹饪技术,拿到了三级厨师证。现在她在邻近的一家乡村餐馆当厨师,一个月能挣到3500元左右。

  刘如祥:我觉得贫困户分两种,除了个别脱不脱贫无所谓,宁可伸腿晒太阳也不愿意下地插秧的,绝大多数是有脱贫愿望,但缺资金、缺技术暂时没办法脱贫的。在百家池村,残疾贫困户王学祥,长年种果树,但因为缺技术,种出来的果子品质差没人买,有一年滞销烂掉了一吨多。我们请来农技专家帮扶,并让他长期赊购化肥,免费使用合作社的农具,很快他就脱了贫。

  李明:在云山村,更多的工作是要让贫困户“开眼看世界”。村里流转了100亩地,打算建个示范种植基地,一方面可推广标准化种植,另一方面也可提升土壤肥力。但就那么几天工夫,村民们不干了,觉得耽搁了种植时间,不值。对我们来说,费劲的是不断普及科学种植、养殖知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临近的一些村子,扶贫干部引进来的优良品种,村民因为从来没接触过,不愿意尝试,手把手的帮扶很不容易。

  真扶贫,产业如何见效益?

  “多年前,云山村曾大面积推广一种外来品种萝卜。萝卜长得好、个头大,但是找不到商家收购,只能大量烂在地里。那一次种植的失败,对村民的积极性打击很大,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引进别的产业项目。”因为没有经过市场的长期检验,一些扶贫产业存在着政策性强、市场化弱的现象,技术跟不上、市场找不到、质量不过关,一旦遇到市场风险,或者政策变动,富农产业很可能变成伤农产业。扶贫干部们意识到,产业扶贫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刘如祥:这些年,产业扶贫已成共识,但做好并不容易。有外地的村干部到我们村考察,看到水果产业搞得好,一亩能有两三万元收入,也打算引进水果种植。我就问他,我们百家池村靠江不愁水,交通也便利,出村不远就能上国道,这些条件你们村有没有?他想了想,不说话了。我觉得产业扶贫不能求快,更不能照搬照抄同质化,一定要因地制宜来选择。

  我们村有经验教训。前几年,椪柑价格低迷,优质不优价、丰产不丰收。从2014年开始,我们引导种植大户将零散的椪柑种植农户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统一技术、统一农资、统一销售,提升了椪柑品质,畅通了椪柑销路。去年,我们网络销售最高一天接单超过5000单。现在,社里种植面积50亩以上的就有5户,种植面积100亩以上已成功注册为家庭农场的有4户。

  黄宏光:农村种植养殖容易跟风,比如我们村的3户贫困户,去年看到别人种香菇收入高,每家贷款5万多元建了香菇大棚,没想到今年春上收成不好,赔了钱。贫困户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产业扶贫“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得处理好快慢、长短的关系。

  风险大了担不起,周期长了等不起。精准脱贫有时间节点,要优先发展“吹糠见米”风险小的产业,让贫困户早些获益;同时也要久久为功,让贫困户有长远的稳定收益。刘家岭村因地制宜,把风险小、收益稳定的光伏发电作为产业扶贫的一部分,每户安装3千瓦光伏发电板,一年收益3500多元。

  杜继英:发展产业也要量力而行。双孢菇种植是下石勒村的特色产业,奇怪的是大户往往赔钱,“小散”往往挣钱。原因倒也简单,就是不能盲目扩张。规模越大,奖补资金越多,但到了采摘的时候,连人手都顾不过来。隔壁乡镇就有福建人承包的双孢菇基地,最忙的时候,从老家找人坐飞机过来采摘,人力成本可就高了。

  不返贫,长效发展咋实现?

  “百家池村的江巧枝年岁渐高,家里的两亩椪柑树处于‘放养’状态,另外两亩山坡只得撂了荒。村里引进种植大户发展椪柑产业,江巧枝便以每年每亩1600元的价格,将两亩椪柑委托给大户代种代管,两亩荒地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格流转了出去。原本没啥收益的4亩土地,如今每年租金就达4200元,成了源源不断的‘取款机’。”在扶贫干部们看来,精准脱贫重在建立长效机制。

  杜继英:扶贫不能一出列就了事,还要谋划长远防止返贫。目前一些群众的脱贫还存在一定反复性,根基不稳。

  黄宏光:在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动力的贫困村,想要长效脱贫不返贫,还是要补上要素短板,发展有特色的产业。目前,我们正在谋划长效产业,流转土地建设雷竹、红豆杉种植基地。这两种植物收益都在2020年之后,是种在山上的“绿色金矿”。

  李明:这两年,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帮云山村建了几个科技示范基地,让我们见识到了科技的威力。就说冬季马铃薯吧,去年冬天种下去的,今年4月就见了效益,每亩能收9000元。这些优质的土豆很快就接到了订单,一收获就被送到了昆明高校的食堂。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林下三七基地,等到试验成功,将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建设200亩示范种植基地,逐步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刘如祥:依托椪柑、花卉等产业,百家池村很多贫困户就地务工变成“工人”。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由村两委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优先协调就业。去年全村共有44名贫困人口在村内实现长期就地务工,人均增收9770元,一举脱贫。

  赵建根:叶家辛窑村搞了采摘园,游客大多来自周边地区。过去配套设施不完善,餐饮住宿跟不上,游客来采摘半天就会离开。今年,村委会引进一家企业投资5000万元,整体规划打造乡村旅游项目,采摘、餐饮、住宿、游玩一条龙,“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游农家乐”,实现长远发展。

  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人才,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老人们的想法跟不上市场变化。去年冬天,村里找了一个年轻人尝试电商销售,遇上节假日一天就卖出红心火龙果300多个。下一步,我们计划培养几个年轻人,发展电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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