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思想家——杨小凯
著名学者贾瑞德·戴蒙德在其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说，人类迈向农业社会的第一步是，在漫长的历史周期和特定的环境下，对关键物种的驯化。率先驯化成功的人类，便能摆脱原始落后的窘境，搭上文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同样，在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看来，在人类文明史上，13世纪英国贵族和商人携手，对约翰王这一“关键物种”的“驯化”，让人类历史进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王在法下”
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向现代民主的第一要旨是推翻暴君，建立新的王朝，但这样做会掉入“暴君产生革命，而革命又产生暴君”的“历史魔咒”。
在杨小凯看来，英国在光荣革命中的制度安排，大概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方案。
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实行了王朝的复辟，国王声称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当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后，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
但最后他们选择了第三条路：他们从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就打破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的历史魔咒。
客籍国王不是在革命中生长出来的，他在英国没有势力根基，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立法将他变成虚君。然后又用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取代了他的执政地位，而其核心是辉格党、托利党的竞争执政。
杨小凯读到这段“驯化利维坦”的历史时，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就是摆脱暴力革命的历史循环，从而走向长治久安的最成功的制度设计——有限政府。
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以自由平等博爱开始，却以专制结束，这不算成功的制度设计。
保护私产
“光荣革命”让王权专制和平过渡到了现代民主政体呢，其成功的核心密码是“保护私产”。
英国“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是，英国有“保护私产”的传统。而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皇室垄断了大西洋贸易，为了争霸战争，不断地掠夺私人商贾的身家财富，商贸阶层孱弱，而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经济支柱仍然是被少数贵族垄断的农牧业，任何变革的尝试都会受到强烈抵制。
而英国和欧陆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于是英国产生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商人，而且国王打仗必须屈膝向他们借钱。后来，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才带来了光荣革命的政治制度创新，否则只能不断掉入治乱循环的陷阱。
工业革命
卡尔·马克思曾说：“工业革命后人类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还要大。”而一切，都是英国制度土壤的副产品。
保护私有财产制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使社会结构多元化。
政治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开始涌现。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与日俱增，技术革命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
· 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可以使知识分子的出路多元化。
当经商可能比当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时，恋权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减少了。俄国和南美的多次暴力革命都是由落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英国的社会环境越来越稳定。
· 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团体。
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针贬时弊，为民请命。但是由于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些人都是小骂大帮忙，不过是法王裙摆下的玩偶罢了。
· 私有财产制度具有将政治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
英国大选时，政治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但这并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
当一个国家，有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而又强大的中间社会，自然而然能带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蒸汽机
而“王在法下”的“虚君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英国有非常成熟的代议政治制度，所以这些商人可以通过议会来制约王室的权力。在他们的主导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辉格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可以自动注册，不需英国政府事先批准，民间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精神保护个人财产权，等等。
王室受到限制，被称为“王在法下”。
英国议会
此后，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国有企业不断减少，而大量私人公司在市场中，尤其是大西洋贸易中大发横财。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财富阶层比旧有的土地贵族有更大的影响力，社会中的新富群体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各阶层有了很大的流动性。
最终商业社会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社会流动性变强，各种思想、各种创新发明不断涌现，工业革命因此在英国率先发生。
文明成果的扩展
同样是欧洲人的殖民地，英国殖民的北美殖民地，在独立后继承又创新了英国的制度，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最繁荣的国家；而被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的，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的拉美国家，却至今处于动荡和贫困。
南北两块几乎同时被殖民的新大陆，活脱脱像一组对照实验。
英国人为北美殖民地带去了以下文明：
· 法治原则。现代政府无权制定规则，规则存在于更高的维度，并且由独立的仲裁机构进行解释。换句话说，法律成为保证每个个体寻求救济的运行机制。
· 个人自由。说任何想说的话的自由，和同气相求者举行集会的自由，不受阻碍地做买卖的自由，自主处置个人资产的自由，选择工作和雇主的自由，雇佣及解雇人员的自由。
· 代议制政府。不经立法者同意，不能颁布法律，也不得征收税赋；而这些立法者应当是由民众选出并且向民众负责的人。
传承英国文明基因的北美制宪会议
而南美由西班牙人殖民，他们则复制了来自西班牙本土的大庄园和专制社会。在南美，人们默默地接受了财产安全无保障、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民选政府遥遥无期的现状。你拥有的随时可能被抢走，有时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政权迭换赛走马，宪法频修如变脸。
尽管在自然资源上比她的南部邻居更为贫乏，北美洲却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区，吸引着数万亿怀揣自由梦想的人。与此相反，南美洲仍旧保持着近乎原始的，如霍布斯所描述的民选政府前的黑暗状态——摒弃原始暴力的合法性统治从未降临这片土地。
充斥着动荡暴力的拉美
杨小凯对此分析道，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结果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改变西班牙遗留下的观念和制度流毒，不进行制度转型，短期的经济增长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整个国家也会堕入深渊。
欧亚大陆西端一隅湿冷岛国上的居民，确立了政府必须服从法律、舍此别无他途的观念。法律之治确保了财产及合同的安全，反过来催生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总体上奖励生产而不是支持掠夺的制度。事实证明，这一制度具有高度的适应性。
它为讲英语者所携带，一路漂洋过海，北美、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新加坡等地，都受惠于英国人开创的文明秩序。
1840年，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英国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从此，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寻求文明的密码，却始终难以挣脱历史的魔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