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黄殿军,男,1923年出生在吉林省靖宇县(1946年前叫濛江县,后为纪念杨靖宇将军改为现名)龙泉镇,1936年参加东北抗联,担任第二军第二师师长曹亚范的传令兵,参加了抚松、大蚊子沟、白家堡子、三道庙等战斗,1940年随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坚持抗战。解放后,在家乡务农。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战争中,中国无数烈士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坟茔。
然而,这样一份民族的壮烈,也注定了一个老兵的难圆之梦。
当年,第一次举起一把锈钝的柴刀,冲向烧毁家园的日本侵略者,他仅仅13岁,还被抗联战士们摸着脑袋喊“黄小孩”。
如今,92岁的黄殿军,像一根细长的竹竿,静静躺在炕上,连翻身也成了难事。可听到记者到来,他还是让儿子黄贵清托着后背撑起身,“现在,我就想到牺牲的战友坟前上炷香,告诉他们,咱们过上了好日子!”
黄贵清说:“父亲常提起这事,可由于那时抗战形势严峻,牺牲的战友早已尸骨难觅,哪还能找到一座坟呢?”
黄殿军从小住在吉林省靖宇县龙泉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来到他的家乡,把全村人都赶到山下,圈到屯堡里看着,企图隔绝群众与抗日武装的来往。
13岁那年,日伪军强迫当地群众去修路,连妇女儿童也得去抬土石。“肩膀磨得出血,也不敢歇一下。”不堪受辱的黄殿军毅然加入了路过的东北抗联队伍。
后来,他被分到第二军第二师,成为了师长曹亚范的传令兵,几乎每天都跟着部队打仗。
枪林弹雨中,因年龄较小,被昵称为“黄小孩”的黄殿军,深受战友们的关照和爱护:大家几天吃不上饭的时候,他有时还能喝上一碗漂着玉米粒的热汤;在各部队传令时,被塞进怀里一个果子、一颗糖、一只稻草编成的蝈蝈;每次遇到打仗,干部骨干总不让他往前面冲……
一次传令,黄殿军与10余名日军遭遇,他撂倒了两个,但右腿也被子弹贯穿,幸亏听见枪声的战友们飞速增援,给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他解了围。
讲到这里,黄贵清小心地卷起父亲的裤子,老人腿上的弹痕伤疤还清晰可见。算上后脑和额前的,老人共有8处鲜明伤疤。战争留下的印记,伴他一生。
黄殿军记得,他参加过打抚松、大蚊子沟、白家堡子、三道庙的战斗,每次都打死不少敌人。
“那时的条件苦哇!常吃不上饭,有时只能煮煮干硬的玉米粒,甚至煮没去皮的谷子……可这些不耽误打仗!”回忆起峥嵘岁月,黄殿军老人的眉毛使劲地拧成了疙瘩,他不时停顿,像是陷入回忆,又像在积攒力气,接着就是很大声地“喊”下去。
周旋于深山密林的抗联最怕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的低温,常常大雪没膝,行军要踩在一个脚印上,避免暴露踪迹。没有住的地方,战士们就砍下松枝睡在上面,往往睡十几分钟就被冻醒,又赶紧起来烤火。
黄殿军目睹了许多战友的一睡不起,或是因环境恶劣,伤势恶化而牺牲。“没有那些战友的照顾,我一个孩子哪能活下来呀!看他们倒下,打心里疼呀!”他说。
杨靖宇、赵尚志等抗联将领牺牲后,为保存力量,抗联战士大部分进入苏联。留在国内的一小部分则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定期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因伤留下的黄殿军在家乡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如今,70年过去了,老人一辈子再也没有走出这大山一步。他在家务农,没有禁猎前也进山打猎,当年还是村子里的“头号猎手”,常把猎物分给乡亲。
“这山山岭岭的葱郁草木,都染过抗联战友的血,父亲舍不得离开它们呀!”黄贵清说。
黄贵清记不得,到底有多少次,因为想起抗战的艰苦岁月,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父亲在饭桌上忽地就撂下了碗筷。“有时候,父亲喝了酒,就啪啦啪啦地掉眼泪,给我们讲那些战友,说想到他们坟前上炷香念叨念叨,让他们知道血没白流,咱们过上了好日子!”
历史的原因和战争的残酷,让这个简单的心愿,至今难以实现。
记者离开时,黄殿军老人又已沉沉睡去,身前横着一根用以支撑翻身的短棍。只是,那握棍的双手,仿佛仍保持着紧握钢枪的姿态。(王天德 马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