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骥：“想得太多，又太脆弱”
发布时间：2017/3/7 23:22:42   作者：佚名   点击：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近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6年度奖评选正式启动，从去年几百部国产片中挑选出了54部作品，再从其中评选出初选名单，54部作品中有近20部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作品。在刚刚结束的第67届柏林电影节上，80后导演黄骥导演的第二部长片《笨鸟》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80后导演张大磊导演的《八月》摘得去年金马奖最佳影片，该片也将于3月24日登陆全国院线。

　　青年导演们正在徐徐升起，虽然拍摄各种不同的题材，但他们身上依旧有不少共性，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他们也坦言自己面临的困惑和难题，而这些困境也有不少共通之处。

　　出发： 拍摄自己的生命体验

　　《笨鸟》是黄骥“女性三部曲”的第二部，上一部《鸡蛋和石头》在黄骥的湖南老家拍摄，《笨鸟》仍然选在湖南拍，同样关注留守儿童，在《鸡蛋和石头》里任主演的姚红贵再次出演女主角林森。影片讲述准备高考的16岁留守少女林森，性格内敛，在班上每天被同学“欺负”，在家还要被三个弟弟烦心，远赴广东打工的妈妈希望她考警察大学，但她却没有太大的心思。林森面对的不仅是独立生活，她还要迎接青春期的种种困惑，包括亲情、友情、爱情……

　　黄骥的电影和她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她生于1984年，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讲的是刚步入青春期的女孩在寒冷的冬日，对父亲萌发出一种像女性对男性的情感，这其实源自黄骥对父亲的感情。“女性三部曲”的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则是源于黄骥童年时被亲戚性骚扰的经历。《笨鸟》则是基于高中时期她与男朋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愉快的体验。

　　黄骥说：“原本这部电影是想表达关于我个人的经验，但我和大冢(黄骥丈夫，也是《笨鸟》的导演)讨论后认为应该要和当下有关联。《笨鸟》从2015年9月拍到2016年4月，当时我们在红贵的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天白天做社会调查，观察城镇里的人和物。一开始我觉得我不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他们似乎对外界很冷漠，但你去和他们聊天，会发现并不是这样，内里还是会有一些相通之处。”

　　收获：

　　拿到奖项后走入院线

　　《笨鸟》获得了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柏林电影节评委会给《笨鸟》的颁奖词是：“影片谜样的氛围一直萦绕观者心头，影片讲述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如何在冷漠离群的现代通讯工具充斥之中，设法铺出人际沟通的路径。影片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精致安排的、有意略而不谈的内容，以及来自中国的姚红贵这位女演员杰出的表现。”

　　对于影片能拿奖，黄骥自然是兴奋的：“电影节上放我拍的电影，不同国家的观众一起来看，他们也许不懂这里的方言，甚至没来过中国，情感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但通过我的片子，他们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存在。每次放映后我都会得到很多观众的反馈，比如《鸡蛋和石头》放完后，总是有观众来感谢我，被性骚扰或侵犯并不是女性的错，可为什么有负罪感的总是我们呢？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让大家更理解女性。”

　　张大磊的《八月》即将于3月24日全国上映。相比院线大片，《八月》显得异常“文静”，当被问到是否会对票房有压力时，张大磊说：“目前不紧张，反正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呗，我也不太了解排片和发行这块儿，顺其自然吧。上院线的版本相比参加金马的版本会有一些改动，变化不大，但看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困境：

　　诱惑更大想得更多了

　　如今，越来越多人转型做导演，似乎只要有一定的话语权就可以改行当导演。而对于青年导演而言，摆在他们面前的也有多重选择。黄骥说青年导演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自己的欲望。“外界的诱惑更大了，很多人拍了艺术片后会转而拍一些比较商业的题材，这个过程中人比较容易被改变。我们现在还是希望可以纯粹地做完‘女性三部曲’。其实我也很喜欢看商业片，但你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商业片的大项目，我会觉得现在暂时还没有能力，所以还是一步步来吧。”

　　和她有类似观点的是青年导演忻钰坤：“资本是不理性的，导演如果没有想好自己要做什么，没想清楚要选择怎样的道路，没有坚定的立场，很容易在各种诱惑和压力下陷进去。青年导演在没有足够话语权、不能完全掌控影片方向时，其实有很多难言之隐。”

　　“青年导演面对的最大问题，我认为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想得太多了。顾虑太多，就不能单纯地做电影。这不能归咎于个人问题，和环境也有关系，电影市场成熟了，导演的个人能力也需要随之成熟，但这种成熟应该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揠苗助长式的。年轻导演想得太多，不是靠最初的直觉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就会被各个方面影响，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困扰。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明白自己要什么，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完成。”张大磊说，现在电影市场的繁荣和信息爆炸式的增长，难免会出现各种成规，这也会让人产生惰性，更多的不再是创造，而是复制。

　　有意思的是，《路边野餐》的导演毕赣和张大磊说了几乎一样的话，他说青年导演最大的困难是想得太多又脆弱：“对拍电影来说，每次都是愚公移山。没有什么金玉良言，一是加油，二是用作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