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常远和王宁、艾伦一同表演了小品《大城小事》,因饰演“美男子”服装设计师常远被观众所熟识。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早在常远6岁那年,他就登上过春晚的舞台,那时他的搭档是他的爷爷——相声艺术家常宝华。
出身相声世家,4岁就登上了舞台,但别人眼中的艳羡和光彩却都抵不过小常远内心的压力和痛苦。“小时候,一听要跟爷爷一起演出,我就睡不着觉,不是兴奋而是紧张。”所以,自从考上了曲艺学校,常远就有意识地脱离家里的管控,庙会、迪厅、婚礼成了他主要的经济来源。但他没想到,“梦想的舞台”一直没有找到。考入文工团后,做了十年场务,几乎没上过台;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跑了三年剧组,一个戏也没演上。直到他遇到了麻花团队。
正在播出的第三季《欢乐喜剧人》中,常远的成绩一直不错,他把这些都归功于之前的积累。他说,总决赛想把爷爷请来助演,也是向爷爷证明,自己没有选错。
被迫说相声
最怕爷爷,一听要去演出就失眠
因为爷爷,从3岁起,常远就开始学说相声。
“小时候也不太懂什么是相声,就知道说好了有奖励,能吃糖。爷爷会专门为我写一个段子,让我背,背完就上台演。”4岁那年,常远第一次登上舞台,在一个少年宫里和爷爷一起说的相声《小皇帝》,这是一个反映独生子女的段子。“台下是什么人我不记得了,就记得演完后,收到一辆自行车。”
常远说自己其实一直都没喜欢过相声,“可能是从小大人非要教我,让我有了抵触情绪,到现在我也不喜欢相声。”
那时候和常远搭档说相声的是他的表弟,常远是逗哏,表弟捧哏,而这表兄弟俩最害怕的就是去爷爷家。“我印象最深的那次,一个段子说了一下午,从两点说到六点,就说前面三句话。比如我刚说‘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我爷爷就喊停,说不对,‘今天这个今,你说清楚了,今今今今!”因为常远是逗哏,所以被说得也是最惨的。
“只要知道要跟爷爷去演出,从接到电话通知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失眠,一直到演出结束,就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演完啊。”在常远的记忆里,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不用跟爷爷一起演出的日子。
6岁那年。常远跟爷爷一起上了春节联欢晚会,“那会也不懂春晚的意义,就记得在之后的每天早上,都被家里人叫起来看重播,一到我的节目就让我看,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可看的。”让常远印象最深的是15岁时,和爷爷在一所知名大学演出后,爷爷把他叫到后台,当着好几位明星的面,让常远站在大厅中央,“他叫常远,是我的孙子,刚才他说了段相声,下来还有脸问我说得怎么样,这位少爷说的就不叫相声,嘴里那么不清楚。”
走穴找出路
大年三十,跑到农村迪厅说相声
上了曲艺学校后,又遭遇了几次被当众批评的经历,常远渐渐与爷爷疏远了,“我其实是挺喜欢在舞台上演出的,只是不喜欢跟爷爷一起演,压力太大了。”
“独立”后的常远开始自己想办法找演出的机会。庙会、夜场、酒吧他全演过,“我记得是50年大庆的时候。颐和园有个游园会,就在飞机检阅的前后,我和哥们在台上正卖力地演呢,飞机就开始在空中盘旋,台下的观众也不看我们。”到了春节,就转战大钟寺演出,“在庙会演出也挺苦的。50块钱一场,一天两场,10点有一场,早上8点就得到。演出大概20多分钟,完事就在公园里一直等到下午。庙会都是冬天,我记得有次唱着唱着快板,板掉了都不知道,手都冻僵了,观众在台下直喊,我才发现。最幸福的一次是三个人说群口,站在中间的人有桌子挡着,手可以缩袖子里。”
有年大年三十,常远和哥们演到快十二点,穴头说还有个活儿,少一个节目,你俩去不去,“也没问价钱,也没问去哪,有演出我们就去。我俩最先上了车,坐好之后看见后面迈上来一个50(码)的大脚,我抬眼一看是一位人妖大姐,对我们说‘宝贝儿,往里来点。’紧接着是一个拿着大蟒蛇的,那个蟒蛇头就在我脑袋边上,我这一路都不敢晃脑袋。我们看人家奇怪,人家看我们还奇怪呢,问穴头这俩干吗的,穴头说这俩说相声的。”车把他们拉到一个农村的迪厅,门口有个大垃圾场,还有一个大堤坝,“真以为要给我们卖了呢。”夜店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人,打扮也很奇怪。“后来我们才闹明白,原来是有个表演砸酒瓶子的特技演员来不了了,穴头就把我们找来了。人家正蹦着迪呢,突然大厅灯亮了,主持人说下面请大家听段相声,底下人全傻了。”
奋战文工团
10年场务,工作等同于搬家公司
曲艺学校毕业后,常远考进了文工团。“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我一直在文工团,做场工和剧务的工作,几乎就没机会上台。”那一届一共八个学员,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工资大概一个月399元,所谓的场务就是装台。“出去演出,演员都是第二天出发,场务要跟着舞美提前出发,坐着大卡车,拉着设备,到地方后要先去剧场看情况,如果台好装可以回去睡一会再起来装,如果台不好装,连夜就得卸车。我们那会干的就是搬家公司的活,音响、大灯、各种线,都是我们卸。有些剧场条件不好,没有电杆,还要现搭,好几百斤的灯都要吊上去,接音响,这些活我都会。一般装完台已经早上七点了,回去稍微睡一两个小时,又得来剧场调试灯光。”
常远主要负责的是打追光。最开始,同期的八个学员都在干这些活,但没多久有些同学就上台演出了,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干场务。可能是从小在爷爷的高压培养下,常远说自己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你让我干吗我就干吗,但我会在心里较劲,就觉得总有一天,我如果有了舞台,一定会把这些能力释放到舞台上。”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其他同学都给领导送礼,只有他一直在埋头苦干。
干场务期间,常远挣外快的主要来源就是走穴和主持婚礼,“那会婚礼可真没少去,从400块一场干起。因为周一到周五得上课,需要早起,好不容易周六日还得早起,宿舍也没有热水,一早起来洗脸我就骂街,心说我受这罪干吗。就想,一定要混出个样来,以后再也不主持婚礼了。但每次人家把红包递给我,就还想再接活,得挣钱嘛。”
群演的日常
跑了3年组,结果一个戏也没接上
正是因为文工团里没有演出机会,所以,2006年常远想到要去考电影学院。“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已经26岁了,太大了,所以我考的是电影学院的成人教育。”
不过常远依然很感激在文工团时的经历,他觉得那是自己人生的积累和磨炼。没有演出,一直装台和打光,让他成了演出的另一批观众。“其实文工团是一个挺毁演员的地方。演出都是下基层,观众都是平时看不到演出的,会特别热情,让演员容易满足,会觉得自己说得不错、演得不错,因为台下的观众已经乐不可支了。另外机关单位会让人觉得很安逸,演出量也稳定,没什么竞争意识,而且也不用创作新作品,一首歌能唱一辈子。”
考上电影学院后,常远也开始了跑组生活,“就跟普通群众演员一样。那个时候,我靠跑夜场和主持婚礼挣了点钱,买了辆菱帅,就开车拉着四个哥们,跑了三年组,结果一个戏都没接着。”但跑组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跑出了强迫症,“十个组,跑了九个都不行,剩那一个必须跑,就怕错过机会。”麻花正是那会跑组的结果,2009年,常远被麻花的导演看中,觉得他挺适合演喜剧,就把他留下了,之后常远认识了沈腾。“麻花是一个你只要努力就会得到认可的地方,不论资排辈。我觉得我在麻花抓住了机会,也找到了存在感。”在麻花找到自我价值的常远,还把默默疏远了很多年的爷爷请过去看自己的演出。“他来看我们的演出,有些包袱他看不懂,乐不出来,但是他看旁边人都乐了,心里会想这就是他跟孩子们的差距,他也能感觉出来这是适合我的舞台。”
心结
想和爷爷再说次相声
常远的工作地点在望京的一个小区里。没演出的时候,他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下一期《欢乐喜剧人》的剧本。由于每天工作都会到半夜,助理会在大家到之前买好零食、水果和午饭。采访的这一天,常远吃的是菜粥和鸡蛋,助理说常远的感冒一直没好,所以给他准备了清淡的食物。
屋里有一面朝西的大阳台,一到下午阳光极好,阳台上摆了一台跑步机,常远指着跑步机:“这可不是摆设,它是我灵感的来源。”据说,上周刚刚播出的这期《欢乐喜剧人》里,常远和蒋欣表演的节目,在录制的前两天剧本还都是一片空白,大家都急坏了。只有常远很淡定,让大家等等他,他去跑步机上跑了5公里。跑完了,剧本也想出来了,这就是他的解压和创作方式。记者问他参加比赛是不是压力很大,常远说“其实还好”,到目前为止,让他压力最大的还是小时候和爷爷一起上台演出的经历,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结。《欢乐喜剧人》最后一期,他想请爷爷一起上台,再说段相声,“演得好不好,我都得演,要不我一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Q & A
新京报: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常远:就前两天。(因为什么?)因为我爷爷说我,当着面就抹眼泪了,本来是想去他那寻求一个肯定的,结果他说没觉得我的作品哪好。
新京报:从小学习传统相声对之后的喜剧创作有没有帮助?
常远:会,创作和表演上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研究的都是笑点,我就知道怎么能让观众笑。比如说我演的《太想爱你》,这首歌和这个作品之所以能让观众记住,就是因为前面铺垫得好,这种铺垫的手法就是相声里面的三翻四抖,铺平垫稳。
新京报:演喜剧和表演的差别在哪?
常远:我觉得不管是演喜剧还是表演都要自然和松弛,表演痕迹越轻越好,越使劲越想让包袱响,效果越不好。反倒是你不把它看成一个包袱,观众反而会笑。
新京报:近期参演的电影里面都是人设比较夸张的角色,以后想走喜剧人路线还是想做一个演员?
常远:我都想尝试一下,我并不想把自己固定在喜剧演员上,我想做一个让大家记住的演员,而不是让大家记住的人。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坤玉 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