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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哥语
虽然“方方日记”告终，但我们对此“方方日记”的感受、反思不应该结束，特发一篇文章，愿我们每个人也都能更多地承担责任直面现实关爱社会。
来源 l 传播与常识（ID：common-answer）
武汉疫情，普及了一个惨烈的词语，叫“方方”。
这个词语曾是当代文学中的专有指涉，代表了一种审美符号，有专业意义但无普世价值，在世俗社会里有些冗余。
新冠病毒把整个中国激活，每一个泅渡的中国人都在拼命寻找亮光。方方，孤岛危城的写作者，关注最平凡的血与肉，叙述最细小的痛与悲。
时代的尘土和悲情弥漫在每一个人的眼睛，方方这个小小词语所承载的义场，超越了政治、医学、舆论、经济等语域。
方方的书写，在艰难时刻，从一个地方主义的角度，回到社会最微妙的日常个人。
狭路相逢的真相，生离死别的撕裂，苟且卑微的茫然，包含着“个人的才是重大的”这一深刻的社会批判以及呼天抢地的生存主张。
狭小的，隐匿的，尖锐的，方方书写的每一个词语，都是一次疼痛的呼吸，装满了潦草而又挣扎的故事。
直白叠加意象，坚持最终弃绝，方方的民间书写和地方主义关怀，抵达了更多人在大风中自救的心灵。
方方和她的写作成为了一种艰难的苏醒。方方坚持了，在她身上汹涌的暗流，被她驯服。
对细小生命的悲悯，是国家记忆，更是民族印痕。
方方站出来，并且大声说话，成为了一个惊愕而又叵测的符号。
阎连科说：“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01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
下次诺贝尔奖应该颁给方方！
“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
“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否则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如此惨烈。”要正确理解“多难兴邦”，“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样，敢于说真话，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武汉日记”记录了底层人的悲惨生活，武汉市人人争读，老百姓都是赞不绝口。甚至有朋友说，下次诺贝尔奖应该颁给方方。
她并没有在艺术性上多下功夫，就是很平实的记录。
有人指责说，方方道听途说，自己又没有去什么危险地方。
还有比武汉更危险的地方？
我们这些人就在战场上，方方就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
我们听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剧呀。问题是你有没有胆量正视，愿不愿意正视，愿不愿意如实的写下来。
方方做到了，我要向她致敬！
凡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
——转自公号《苍山夜雨》
02
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
因为方方，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方方日记，有什么很新奇的东西吗？
至少在我看来没有，都是一些人们（应该有一个限定范围）经常挂在嘴上的大实话，浅显直白，真情实意。
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凌晨1点半，看到方方3月18日的日记（幸好现在还在），里面对这位16岁的高中生说：
“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
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时，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勇气。
首先，你敢不敢承认你心中还有一个自己；其次，你敢不敢面对心中的这个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全然不同的自己？
无论是冯天瑜还是方方，尽管他们都说的是一些很平实的话，但所需要的竟然都是一种非凡的勇气。
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勇气，尽管我可以给自己找到无数辩解的理由：
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与我有什么关系、关心了又能怎么样、自己不觉得自己太老、太忙、太想表现自己吗？难道没看见某某的下场吗？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等等。
方方说的那些“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的话，是无数哲学家，特别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是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早就说过的话，后来的人也用“呕吐”来形容这种自我清理。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也许任何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呕吐”方式，总之以前所接受的、学习的并不都对，还需要一番自我的消化、清理。
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尽管这不一定就能使我从此变得更有勇气，但至少，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转自公号《吉言贤食》
03
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
方方日记有5000万阅读量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
我们理解方方在为民众代言，但很多人包括基层公务员（也属民众）不理解，觉得伤了认知习惯，搅了好心情，反而恼怒生恨。
他们不坏，但是有点蠢。
一个更加无知的观点，是说方方“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些人混淆了公民和政府的关系，不懂得是公民（纳税人）在养活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公民。
“看着好像为小民奔走呼号，但又感觉你是唯恐天下不乱。”
有网友指责，“方作家每天都要散布一些悲观的消息，昨天死了几个，今天死了几个，不知道想干啥？一方面摆出忧民的样子，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制造恐慌，经常听些负面消息，对精神就是一种摧残。方作家省省吧。”
敢于批评的是作家，一味赞美的是庸才。
责怪责骂方方者，你有你言说的权利，继续有，永远有，偶尔骂一两句也不是多了不得的事。但是我想提醒你，据说方方日记有5000万的阅读量，除去老人和小孩，还有某些不便点赞的人，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这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是自媒体时代的奇迹。
一个这么多人支持和肯定的作家和她创造的时代文本，你轻易去否定它，需要多大的理由啊？
——转自公号《事实杂货铺》
04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
面对方方
我们这些爷们难道就没一点愧意？
武汉封城这一个多月来，夜早晨床前，晚上起床后，武汉人第一件大事就是看“方方日志”，既从她那儿理解疫情的变革，也从她那儿感触感染武汉人的忧戚。
“方方日志”是罕见的日志体散文，更是贵重的武汉封城“信史”。湖北当地的记者我不敢阿谀，也不想多说。
只需把记者的报道与方方日志对读，方方和那位记者的地步和见地便高低立见。
记者特别缺少方方的“情面味”。
方方是一名老奶奶级的女作家，在此次大家生畏的疫情中，不顾性命的安危，鄙视周围的冷言冷语，用她质朴而又凶暴的文笔，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矫饰也不煽情，在这场稀有的劫难眼前，写出了武汉人面临存亡的宽大旷达刚毅，面临病毒的慌张惧怕，写出了武汉人的期望与懊丧，眼泪与欢笑，低微与威严。
武汉以致中国这场太古未遇的灾害，仿佛没有电视报纸的甚么事儿，人们也仿佛完整不晓得我们另有电视报纸，各人只顾去搜“方方日志”，既没人去探听电视报纸说了哪些啥，也不在意这些媒体到底说了哪些啥。
大家有所不知，我与方方倒是都住在武昌，但彼此不是干一个行当，我本人又不太喜欢与人交往，藉用老子的话来说，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大家“老死不相往来”。
写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我不是由于私交而“助阵”，完全是出于道义而发声——既肯定“方方日记”的社会和文学价值，也维护一个作家真情书写的权利。
目前所见到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无暇的经典。不过，希望不要由这些日记，牵扯到什么“阴谋”“煽动”“抹黑”“砸锅”上面去，并进而展开对作者的人身攻击。
武汉以外的情况不太了解，我身边的同事同行同学同乡，这两个月来，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方方日记”。
这些日记既直面抗疫前期的隐瞒失误，也肯定后期的努力弥补；既记载失去亲人万箭穿心的痛苦，许多病患求治无门的绝望，表现前期较高死亡率的忧虑，也抒写后期逐渐清零的喜悦，并表达对疫后生活的展望与期盼。
错误、成绩、血泪、困惑、悲痛、喜悦……全都交织在一起，正如《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所埋怨的那样，方方日记“把家里好的孬的一股脑都端到大街上”，它们为武汉抗疫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记忆。
从一开始，方方对自己的站位就有清醒的认知，她在接受“东方网”采访时说：“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她没有弯腰去肉麻地捧场，没有为灾难去写谀词闹曲，没有为隐瞒渎职去开脱粉饰。
冯天瑜、丁帆教授称赞“方方日记”是一次启蒙。
如果现在突然在武汉街头露面，方方一定会受到凯旋式的欢迎。
可是，所有作家，所有学者，所有文人，都可以做这场疫情中的“方方”，为什么疫情中只有她一个方方呢？扪心自问：要是再让大家选择是否做“方方”，谁愿？谁敢？
正因为凤毛麟角，所以才鹤立鸡群。
——转自公号《戴建业》
05
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
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
作为困于孤岛危城的写作者，方方开始记录，一日一记，一天一文，以个人为中心，非虚构叙事，记录着武汉的一点一滴，一人一事。
封城快两个月了，很多人每天都等候到子夜，读方方日记后再睡去。
读者关心着方方，关心着武汉，关心着湖北，方方关心着人，关心着病人，关心着他人。
方方首先是从身边人开始记录的：女儿、大哥、小哥、侄女、朋友、同事……
女儿的父亲在上海住院，因为肺部阴影，被怀疑感染，女儿也就不得不隔离他处，除夕之夜，大家小家分离在武汉多个地方，不得团圆，方方也只能冒雨去给女儿送“团年饭”。当女儿父亲的警报解除，大家的内心松了的那口气，是多么的刻骨铭心！
方方在记录病患和死亡的时候，内心的悲悯从文字流出。她关心的是人，是人的生命，是人的生命的拯救和延续。
对于百步亭万家宴的批评，对于团拜会的批评，对于各种不合时宜的聚集的批评，都是因为这些举措导致了病毒的扩散，引发了大面积的感染，而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损伤和死亡。这些都需要追问，方方的追问，也是为人的追问。
方方为人的写作，所遭致的围剿与围攻，基本都是心中、眼中、思维中无人的嚣叫，是封建时代前现代思想的再现。他们不知晓《拯救大兵雷恩》的精神，不理解《入殓师》美妆走向他界的悲愿，不明白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的师生为了护生而做的诗画，更不晓得在灾难和疫情之中，悠悠万事，救人为上。
方方为那些素未平生的病患亡人的记录歌哭，其实就是人的本性，人的关爱，人道精神使然。
那个时候，正是武汉死亡人数上升的时候，不少人没有来得及确诊就离开了人世，不少人无法住进医院而死于门诊走廊大厅；也有一些人是在街头的店铺门口；更有一些人为了不传染给家人和孩子选择了自杀……李
文亮医生、林正斌教授、段正澄教授、红凌教授、常凯导演一家死亡……死神追逐着人群，病毒吞噬着生命，遗体无法及时火化，骨灰也不知何时安葬。
此时的官员们却手足无措，朝令夕改，顾此失彼，虽然守土一方，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与担当，只懂得听将令，推责任。
“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文件教条化？”
方方在她的日记中既有对于官员理政防疫水平的分析，也有对于他们失职的反思与追问。
“一场疫情暴露出巫术的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关于的基本水准，更薄了出我们社会的疾病，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
那些缺少同理心和人情味的知道分子，如何能够理解被隔离的武汉，被囚禁的市民——茫然四顾，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花冠的病毒在身边，生存问题，心理问题，抑郁问题，慢病问题，都是问题。再理性的人也有难以承受的时候，也有难以苦熬的片刻。
方方说，这一时段，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管好家人。服从指挥，完全配合。咬紧牙关，关门闭户。”
封城日记的挞伐者，从一开始就排成了长队，他们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朝向一个65岁的老太太恶狠般地扑来。
难怪伊沙的诗歌《国姓》这样写：“这个民族，国姓为赖”。
——转自公号《吉言贤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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