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的生存权和工作权保障,才是“艾滋病拆迁队”背后更深层命题。让艾滋病患者重归社会、获得一份权利和尊严,需要从纸上的明文规定,真切转换为他们可感知、可享有的日常生活一部分。
近日,河南“艾滋病拆迁队”事件掀起舆论波澜。记者调查河南有的地区发现,参与“艾滋病拆迁队”的艾滋病患者,是通过所谓“熟人”介绍,而参与者是见不到这些生意背后的“大金主”的。“金主”不直接出面,由“喽啰”找人,酬金也通过“喽啰”支付。这种看似松散的组织结构,其实有着隐秘的主导链条。
“艾滋病人”竟然成了某些人手中渔利的工具,这样的现实让人吃惊。那么,这些“喽啰”以及背后更见不得光、却又控制了一切的“金主”,到底是什么人?司法机关需调查清楚,严究其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艾滋病拆迁队”究竟与当地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利益瓜葛?也有必要追问。
众所周知,拆迁背后往往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宽容,“艾滋病拆迁队”也不敢在当地无法无天,民众也不会对此噤若寒蝉。“艾滋病拆迁队”存在这么长的时间,成为当地公开的秘密,当地政府部门无疑难辞其咎。
对于河南“艾滋病拆迁队”事件的问责应当彻底,绝不能容忍类似行为继续侵犯民众合法权益。
当然,对于“艾滋病拆迁队”暴露出的艾滋病患者困境,我们也不能忽视。许多成为违法帮凶的艾滋病患者,是迫于无奈才作此选择。艾滋病患者虽然都纳入低保,但低保、尤其是农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实在太低。虽然此外也有一些补助,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法令这些患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另外,由于特殊的身份,艾滋病患者往往难以工作维持生计,正如有患者所说,“干不了重体力活,进厂当工人过不了体检关,做小生意没人敢买,做大生意又没资本,生活十分窘迫。”
艾滋病人的生存权和工作权保障,才是“艾滋病拆迁队”背后更深层命题。让艾滋病患者重归社会、获得一份权利和尊严,需要从纸上的明文规定,真切转换为他们可感知、可享有的日常生活一部分。这是政府部门未来应大力推动的,如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误读;政府和事业单位率先垂范,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工作机会,促使更多企业和机构吸纳艾滋病患者,以及设立专项资金,扶持艾滋病患者的自主创业,从而解决艾滋病患者生存之困。
艾滋病患者和被逼拆迁民众,同为底层弱势群体,两者相互伤害,这是社会的悲剧,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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