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张爱玲去世20周年,也是她诞辰95周年。对于当代的读者来说,这位现在已经炙手可热、粉丝无数的现代作家,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文学史学者发掘,方才被人所知,随后,当代张爱玲热开始形成,张爱玲作品,也逐渐被誉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甚至有人排列现代作家排行,张爱玲名列前茅。
无数人追捧张爱玲,当然也有并不那么喜欢她的人,特别是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不少知名的现代和当代作家,都曾表示过对张爱玲的批评。
如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张爱玲去世已经20年,但她的文学,已经影响着许多人,正如批评家所说:“文学史上,必有她的一笔,但过分地拔高,无疑也是对张爱玲的不理解。”
特殊的文学
和她的人生经历一样,张爱玲作品的命运,也同样充满坎坷,在数十年风云激荡的年代,更多时候,她的文学被视为落后、颓废、甚至是反动的文学,因此长时间地被时代所屏蔽。但特殊环境毕竟不会成为常态,当常态恢复,张爱玲的文学也自然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甚至,因为长时间的屏蔽,反而使她的作品一出现便吸引了大量的爱好者。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张爱玲是文学史上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对她毫无所知,我读中文系,也是上大学以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作家。”
刚刚开放之初,文学还没有从单一模式的时代完全走出,张爱玲的出现,依旧引来大量的批评。李兆忠说:“我们这一代和张爱玲作品,其实是有代沟的,但是读的多了,慢慢读出她的好来,她的文字,和所有新文学时代的文字不同,也和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文学不同,她是从传统的白话小说中走来的,是《红楼梦》一派的写作。”
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对此,李兆忠说:“和现代作家不同,和有留洋经历的作家也不同,比如巴金、徐志摩他们,和张爱玲都是不一样的。不论是现代作家,还是留洋背景的作家,他们都是用现代汉语套用西方的现代文学理念,因此读来多少会有些怪异。张爱玲则是在传统中立足,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东西。”
张爱玲特殊的文学和她的经历有关。李兆忠说:“张爱玲家学渊源,本人生于上海,后来又到香港读书,再回到上海生活,不论是上海还是香港,在当时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因此她的视野非常开阔。特别是上海,可以说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发源地,许多上海本土作家非常厉害。张爱玲则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位,可以说,她是真正代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一位作家,和留洋背景作家往往会出现泥洋不化的问题不同,她既保留了传统的文脉,也吸收了现代的价值。”
发现新大陆
开放之初,张爱玲文学经由文学史学者的发掘,而重新被世人所知。她特殊的文学,和过去数十年中人们所接触的所有文学都不同的作品,立刻成为追捧的对象。
李兆忠说:“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张爱玲,她的作品经得起反复地阅读,她那种对人性的探索,对人性中黑暗面的刻画,都让习惯了单一模式文学的人们惊奇。”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作品吸引人们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受到批判甚至屏蔽的原因。李兆忠说:“可以说成也黑暗,被屏蔽也黑暗,甚至,张爱玲本身的文学的限制也源于此,过于沉重的黑暗,本身局限了张爱玲文学走向更高的成就,同时,这也是她受到当时代许多作家批评的原因。”
张爱玲被重新发现,无疑是当代文学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李兆忠说:“张爱玲特殊的文学创作,是吸引爱好者的主要原因。在经历了特殊年代之后,人们发现,真正好的文学,还是这样延续着传统文脉的文学。张爱玲在台湾很受欢迎,影响力也不小,比如白先勇,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张爱玲风格。而开放以后,大陆的文学受台湾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张爱玲受到大陆读者的喜欢,也就顺理成章。”
文脉,看起来是个很复杂也很深奥的词,但对于读者来说,无非是一种阅读的体验,一种情感上的亲切。李兆忠说:“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狂奔数十年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文脉不能断了。那个时代,文脉回归,同时中国文学也开始再一次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艺术,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张爱玲他们,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吸收,要比当代作家好得多,因为他们有根,传统的血脉还在,他们基于这个血脉,以西方文学为养料,把传统和现代有机结合起来,读者读起来毫无隔膜。而当代作家,许多还只是模仿。”
年轻人更接受
带着古典和现代的双重色彩,张爱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年纪更长的人们,喜欢她的作品的人,显然要少。李兆忠说:“这是正常的,年轻人,80后、90后可能更容易和张爱玲的作品亲近,而我们这一代,还是有些代沟的。”
代沟的产生,不在于年龄和时间,而在于文化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李兆忠说:“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和传统、西方现代主义都是隔绝的。看到听到学到的,都是单一的价值。而年轻人不同,他们一开始就可以读到大部分的好东西,也没有受过庸俗社会学的毒害,因此,更能够理解张爱玲的作品。”
因为人性总是相似,这不是时代可以改变的。李兆忠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一些集体性的文化心理,和张爱玲的时代,其实都有着某种相似。她对于人性的探索,对于人性黑暗面的挖掘,最初给予读者的是新奇感,然后人们才发现,有些东西,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不因人们的忽视而消失。这就是人性的特征。可以说,在某些角度,张爱玲的作品是具有超前性的。”
习惯了单一价值,习惯了特殊时代特殊文学的人们,可能对于张爱玲的文学很难接受,这也是张爱玲数度遭遇批判和屏蔽的原因。但文学从不改变对于人本身的关注。李兆忠说:“和我们这一代不同,张爱玲他们,对于人性的探索和挖掘,没有条条框框,他们对于人性中坏的、丑陋的东西的刻画,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颓废,但是颓废并非没有意义。事实上,颓废,从来都是文学中最重要的主流之一。人类社会中,问题这么多,而文学家们又如此敏感,他们对于那些坏的东西的发现和刻画,在世界文学中太多了。反过来,这种颓废又能够提醒人们,去审视社会,审视社会中的问题。”
过度模仿不足取
或许从某种角度来说,张爱玲的文学,她对于人性的看法,对于刻画黑暗的执拗,恰恰和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某种吻合,那种灰暗的世界,恶劣的人性,原本是人类本身的弱点,所以,当张爱玲出现,看多了单一作品的人们,因此欣喜,也因此崇拜。
张爱玲的作品,看似灰暗和颓废,但并非虚无的幻想。李兆忠说:“张爱玲以她自身的人生背景做基础,对当时的社会加以观察和感悟,然后再用她的艺术修养表达出来,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要好得多,也比现代的很多作家好得多。”
张爱玲在当代的火热,也带动了许多模仿者。李兆忠说:“有粉丝就有模仿者,这也无可厚非。模仿也挺好的,后来人缺少张爱玲的底蕴、艺术修养以及世界化的视野,要想和张爱玲一样,走出自己的道路,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从张爱玲的文学中汲取资源,也是未尝不可。”
不过模仿终究不可太过。对此,李兆忠说:“首先来说,模仿很难真正获得很高的成就,模仿再好,也难以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风格。其次,有一些人会把张爱玲作品中那些负面的东西拿出来,再往极致的方面推,张爱玲描绘人性的坏和黑暗,他就更坏、更黑暗,好处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坏处是没有根基,自然也没有太大价值。”
实际上,类似的现象很多。李兆忠说:“许多模仿者,往往会将原作的某一点拿出来,加以强化和放大。不光学张爱玲的如此,学别的作家的也如此,包括学鲁迅的,也是这样,这种模仿不足取,也不应该,作家们的创作,都有他们的根基,所见所闻所思,再加上自身的文学修养,最终写出来的作品才会动人。而模仿者没有这些,只是单纯地将某些东西加以想象和放大,等于无根之水,没有意义,也很难真正打动人,最多是给人一点儿新奇感,感官上的刺激,不可能持久,也很难出现优秀的作品。”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李兆忠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