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谈抗战正面战场：不能简单用节节败?b_1[
发布时间：2015/9/4 21:36:05 作者：佚名 点击：
本周，军旅作家王树增的纪实作品《抗日战争》第三卷将正式上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介绍，在近期的上海书展期间，前两卷售出近3000册，是该出版社卖得最好的书，全国出货量已接近20万册。王树增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表示，这部书就是要写给年轻人看的，“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不深、了解不深，就愧对那些倒在战壕当中的前辈，愧对那段历史”。
□谈研究
抗战史研究是薄弱环节
继《远东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等产生广泛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后，军旅作家王树增六年磨一剑，写了三卷本总计180余万字的《抗日战争》。该系列作品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线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所赢得的反侵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系列自上市以来，王树增辗转全国各地的报告厅、图书馆等场所开展讲座，最让他欣慰的是看到很多孩子在图书馆看他的书，“我的作品就是为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而让他忧心的也是现在年轻人不了解历史。
王树增认为，抗日战争的研究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代以来我们中华民族是饱受欺凌的民族，鸦片战争之后历次异族入侵，我们基本上是以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割让领土的屈辱而结束，当然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虽然过程非常艰难。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不深、了解不深，我们愧对那些倒在战壕当中的前辈，愧对那段历史”。
全面讲述抗战史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我们过去对抗战史的研究过于狭隘，这种狭隘是我们愧对我们先人的，抗战胜利是付出了3000多万人的生命，我们数百万的中国官兵倒在战场上，你要知道中国官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子弟，每一个官兵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我们这块土地承担了太多的血和泪，所以我们再用狭隘的党派观点来诉说历史的话，我们对不起这块土地，也对不起我们的前辈”。在王树增看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曲解及忽视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解释这场战争。
□谈战场
正面战场
不能简单用节节败退形容
前段时间，王树增参与审查了一个历史片，他提出，“在比例上可以拿捏，但是不能残缺。正面战场的那些重大战役不能残缺，残缺就解释不了战争进程”。在正面战场涌现了很多英雄好汉，包括吴淞会战的八百壮士等。对于正面战场的溃败，王树增认为，除了武器装备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现代战争的概念”。
王树增说：“步炮协同、空地协同，这是最基本的现代战争的理念，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在正面战场巨大的战役当中经常是近在咫尺，按兵不动，见死不救，这种情况很多。如果完全归结于地方军阀部队的私心，那说得就有点过分。最主要的是他根本就不懂大兵团作战是联合作战的概念，我们的军队过去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正面战场大兵团作战怎么打胜仗？这个不可能。”
王树增认为，谈到正面战争时不能简单地用“节节败退”来形容，在上海、长沙等地的大会战对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消耗非常大。另外，也要分清国民党内部的三个派别，投降派、中间派和主战派。“投降派或妥协派以汪精卫为代表，他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永远地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中间派，它自己有一个俱乐部，叫灰色俱乐部，包括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军事将领。还有主战派，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主战派的顽强支撑，结束不了战争”。
敌后战场
整个敌后是一个大的战略
“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作用，也没有办法结束战争。我到台湾收集史料，其中看到一本很厚的档案，叫《中共破坏抗战真相》。我说，我告诉你，凭你们这个狭隘的心，你们成不了大事。我试问你一句，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存在，你们正面战场什么样的你们能够想象吗？”在书中，王树增专门写了一章《日军没有后方》，来说明日军在占领区的薄弱和敌后战场的战略意义。
王树增根据史料计算过，八年抗战期间敌后作战的战斗大概十多万次，“我们不能把敌后的战役规模和长沙会战相比，我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游击战和山地战，不可能和百万军队厮杀，两种战争的样式，不能那么比。”王树增认为，可以把整个敌后作战看成一个大的战略行为，“敌后战场多么残酷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没有军饷，没有弹药，如果你有100多万军队，光每天吃饭要吃多少，谁养活，子弹从哪里来，我们也没有工业能力，我们也不是执政党，我们没有国家资源，可见其艰苦程度”。
王树增说，“我们对血和命的评价要格外谨慎，他们的命不是为了自己挣钱，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尊严，我们要怀着十二万分的敬畏去体谅他们，宽容他们，理解他们。因此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中国战场的独特风景。从前没有这样一个战争的局面，在一个大的战场上分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有中国才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对话
三方面理解抗战中流砥柱
京华时报：你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句话？
王树增：我是认可这句话的，这个认可是我在多年研究和写作当中逐渐形成的。我是个作家，不是军事学家，但我想我能说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首先倡导和支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中国是什么样子？当异族侵略，眼看就是亡国亡种的时候，这个一盘散沙的中国，需要凝结成一条心，这是重中之重。谁能做到这一点？蒋介石做不到，他不要说凝固全国的民心和军心了，他就连他的军队他都统一不了。那么共产党人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问题，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面对强敌我们必须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军心和民心凝结起来，用什么手段凝结都不为过，共产党人做出巨大牺牲，帽徽都换了。共产党人都做出这样的让步了，别的党派你还能说不让吗？做出这样的表率，而这样的表率即使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变过，因为共产党人知道，只要人心一散这个民族就完了。在这一点上讲，就是凝聚全国军心民心的中流砥柱。
第二，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抗战的总的战略决策就是《论持久战》。我们现在读《论持久战》，还依旧十分的敬佩毛泽东的战争艺术和政治智慧。他1938年写的，战争还没打呢，他已经完全论述了这个战争将要经历多少阶段，每个阶段战争样式是什么，最后结局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八年抗战最后每一个阶段都验证了他的话，准确无误。国民党方面类似的谈话也有，没但有一个像《论持久战》这样精辟、这样完整和这样系统的一个作品出来。我想在总体战略上，共产党人是有巨大贡献的。
第三个就是敌后战场。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始终一直在滞留着它几十万的部队，我们牵制它的兵力从来没低过40万，这个日本档案有记录的。日军是没有后方的，如果说日军在占领区能腾出兵力的话，我很难想象正面战场上会打成多么的惨烈。
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在民族精神上、在战略战术上，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京华时报：关于百团大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
王树增：现在对百团大战说法很多，这个那个的，但是你看看我的书，以前很少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发动百团大战的时机根本就不成熟，而且看起来是根本就不可理喻。1941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经过几次扫荡，我们的根据地大量地压缩，我们的部队损失非常大，各个抗日根据地也损失非常大，我们那时候抗日根据地已经被日军切割得非常碎了。我们又没有军饷，我们又没有武器，怎么去作战，我们居然弄成了一个百团大战，为什么那么打？
我们要看看在百团大战前后发生了什么？蒋介石要和日本正儿八经坐下来谈判的，而且差一点点就签了协议了。这个谈判是有史料支撑的，这个谈判是有档案
的。我都查到了它的原始档案了，无非就是蒋介石有一个底线，关于“满洲国”的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就签了。
我们之所以在那个艰苦的时候拼尽最后一点力
量去打百团大战，在政治上实际上就是遏制投降派的。这个不是我的判断，是日军的判断，在日方档案上有这句话，就是为什么共军在这个时候敢于发动这样的一个主动进攻。
□选摘
张自忠壮烈殉国妻子绝食而亡
张自忠部兵力单薄，没有后援，无法构筑纵深阵地，狭窄的前沿后方就是总指挥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集中了5000多兵力以及所有的火炮，向张自忠部的阵地发动了凶猛的合围。调集部队增援，至少需要半天，如果即刻撤离，也许尚可冲出去，但临阵脱逃是张自忠誓死不能的。为坚持到增援部队抵达，张自忠指挥少量部队死守阵地。残酷的战斗没有持续多久，阵地四周的小高地便相继失守。那些还活着的中国官兵知道总司令就在身后的小山包上，于是纷纷向总指挥部靠拢。而张自忠身处的小山包，在日军的攻击下已尸体遍布，张自忠左臂负伤仍立于山头督战。日军的又一阵弹雨过后，张自忠胸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倒下了。
日军向山顶蜂拥而来。之前，张自忠把他的卫队全部派往一线阵地，此时身边只剩了始终不肯离去的高参张敬。张敬用手枪射倒几名登上山包的日军，随即被后面冲上来的日军用刺刀刺倒。
一颗子弹再次射入张自忠的腹部。
一名日军士兵冲上来，用刺刀向张自忠刺去，张自忠突然挺立起来，试图抓住日军士兵的刀刃。
另一名日军士兵的刺刀凶狠地刺入了他的身体。
张自忠永远地倒下了。日军士兵开始检查尸体，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一名日军少佐上来仔细检查，终于发现了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闻讯赶来，因为他认识张自忠。他与张自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他对张自忠的印象是：“眼光远大，为人温厚，威望极高。”专田盛寿跪在地上，为张自忠整理了破碎的军衣，然后命令下属用担架将其遗体抬下山埋葬。敌将尸体抬至三十余里之陈家集附近，将尸体洗净，用布裹好，备棺埋葬，用木牌标志，上书英勇上将张自忠灵等字样，并向灵墓敬礼。张自忠，抗战中国阵亡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
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七九师官兵得知噩耗后，当夜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后山发动袭击，为的是抢回张自忠的遗骸。——日军的记载是：“当夜即被数百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而取走。”
张自忠的遗骸被中国军民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军装上佩挂着上将领章和短剑，装入一副贵重的楠木棺材里。灵柩运抵宜昌后，民生轮船公司派专轮护送前往重庆，一路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等地，所经之处祭祀的供桌绵延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中国百姓在长江岸边长跪不起。五月二十八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介石臂挽黑纱立于江边迎灵。此时轰炸重庆的日军战机飞临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重庆全城无人躲避，百姓们把盛满手擀面条的大碗高举过头顶，这是他们为张自忠做的一碗送其远行的北方饭。
时年五十岁的张自忠，十六岁那年由母亲做主，与山东老家的一位名叫李敏惠的十七岁女子结婚。婚后数十年中，两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得知丈夫殉国后，李敏惠从容料理好家事后，绝食而死。
————本文节选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二卷
五部近期出版的抗战好书
1《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
亲历者讲述抗战14年全景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的《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委会共征集整理“亲历、亲见、亲闻”抗战史料2000多万字，该套丛书精选其中有代表性的史料500余万字。
整套书按年代分为十卷，通过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的回忆，生动翔实地记述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活动。全书包涵内容广泛，既有对正面战场的生动记录，也有对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的真实写照；既有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也有各党各派、各族人民团结抗日以及海外侨胞英勇参战的具体回忆。全书力求全面、客观、生动、具体地展现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
2《抗战家书》
一代将士的抗战心灵史
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联合编写《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一书，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左权、吉鸿昌、张自忠、戴安澜、蔡炳炎、谢晋元等抗战先辈及普通将士近100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图文并茂，鲜活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心灵史。
在书中，除书信内容外，还收录了信件、人物及战时背景等诸多原始图片，深度还原了战时军民物质及精神生活状况。该书主编张丁表示，家书特别是普通人的家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的，内容真实可信。“家书是带着情感的史料，它反映了写信人的内心世界，这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比如国共将士们是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民众是怎样看待战争的，民众遭受了怎样的心灵磨难，从中又能看出什么样的民族精神，等等，应该是第一手的史料。”
张丁说：“家书使抗战历史更加鲜活生动。一封家书，一段历史，每封家书背后都有一个人物、一个家庭。以家书为入口，我们能够进入写信人的生平世界，不仅可以还原当事人的抗战经历，而且能够发现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3《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
837张底片全景回顾绥远抗战
在众多反映抗战的作品中，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绥远——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成为其中较为独特的一本。该书收录方大曾先生的837幅照片，真实再现了1936年的绥远抗战。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北平的一个外交官家庭，从小热爱摄影，作为1930年代国内最重要的图片供稿人之一，他的笔名“小方”频频出现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大公报》等重量级报刊上。抗战中，方大曾投身前线拍摄下最真实的照片，25岁时失踪在战场上。据方大曾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哥哥留下来的所有底片装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木箱中，北平被日军占领期间，为了防止日伪的搜查，她母亲将一批底片烧掉，只剩下一箱。
在方大曾遗留的837张底片中，反映1936年绥远抗战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拍摄时间上看也比较有连贯性。由于特殊的原因，这批底片在入藏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就给研究者的鉴定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国家博物馆杨红林先生历时5年时间研究，他将这些珍贵的历史图像“嵌入”当时特殊的历史进程当中，让照片和历史相互呼应。
4《极地天使》
不为人知的乐道院集中营
军旅作家黄国荣创作的长篇小说《极地天使》，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42年，日军在山东潍县建造了亚洲最大的敌国人民生活所“乐道院集中营”，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背景，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为我们讲述了这段正义与邪恶、人性与兽性的殊死较量。
在乐道院集中营中，日军关押来自21个同盟国的2008名在华侨
民。从1942年到1945年，三年的时间中，饥饿、疾病、灭绝人性的摧残，让关押在这里的西方侨民备受日军的折磨。在侨民们暗地自救的同时，很多有着无私大爱的中国人也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这些被关押的侨民，发生了很多动人的历史故事。小说讲述了“苗雨欣”这位美丽的白衣天使，在各方帮助下展开了一场反饥饿、抗迫害的秘密大营救。
5《台儿庄涅槃》
从历史和现实看抗战名城
2015年第八期的《中国作家》纪实版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台儿庄涅槃》，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该书由鲁迅文学奖得主徐锦庚创作，以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古城重建为线索，回顾了1938年台儿庄大捷的前因后果，重现了中国军队如何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取得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场胜利。
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台儿庄涅槃》并不囿于战争场景本身，而是挖掘战争与历史、政治、文化、经济以及人性的思辨，把宏大历史和局部历史结合起来，历史线索和具体细节结合起来，突出毁灭与重建的多视角。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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