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好“富二代” 中国向欧美学什么?
发布时间：2015/9/11 23:26:39 作者：佚名 点击：
“富不过三代”，这句中国俗语形象总结了家族财富传承过程中的问题。近些年来，亚洲地区财富迅猛增长，在中国，许多富豪到了子女准备接管家族财富的阶段，而“富二代”们的能力和品行备受社会诟病。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美国人说“从衬衣到正装再到衬衣，只需三代”，意大利人说“从马厩到星星，再回到马厩”，英国人的说法则是“从木屐到木屐”，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环球时报》记者就欧美国家的家族接班人培养问题进行了调查了解。
欧洲时兴“富二代”培训班
“钱钱钱，总是阳光灿烂，在富人的世界里”——在上世纪70年代，瑞典著名乐队ABBA的一首歌脍炙人口，里面有这样的歌词。对于欧洲的“富二代”来说，他们的确生活在阳光灿烂的世界里，但伴随他们的除了钱，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接班。
“下意识里，你可能会感觉所有职业都不适合你。几乎没有富二代愿意早起，做枯燥的入门级工作。”亿万富翁慈善家西格丽德·罗辛在接受《爱尔兰时报》采访时坦言。但富豪父母们希望后代能够延续家族辉煌。这些为人父母者是怎么做的呢？五花八门。
限制孩子们的未来财富拥有权是方法之一。在英国，一家遗嘱服务网站调查发现，流动资产超过25万英镑的人中，有62%打算把财富用于慈善事业。特别是白手起家者，更多人愿意通过这种限制，逼孩子奋斗。
英国这些年还兴起不少针对“富二代”的培训课程，比如指导如何有效使用捐款的“新慈善资金”开设“资产与责任”“下一代”等科目，报名者总是超额。在课堂上，培训的目的不是如何继承家业，而是教“富二代”用手中财富造福社会。在英国人看来，只有先明白“财富是用来造福社会”的，才能指望“富二代”延续家族历史。
类似景象在欧洲其他国家也能看到。位于沃尔夫斯堡的瑞士银行“新兵训练营”，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富二代”深刻理解一项主题——如何在不引起家族不和、不做出愚蠢商业决策的情况下，传承财富。在那里，他们被剥夺超级富豪的一些外在标志，助理人员不许入内。大家住在风格相同的酒店房间里以“创建一个社区”。
英语里有一个相当于“富二代”的词“Yawns”(Young and Wealthy but Normal)，意为年轻、富有但低调。囊括英国人口普查电子档案的“基因再相逢”网站发现，年轻有为的英国人在增多。该网站的一名研究学者说，后辈的家族纷争、极端懒惰以及错误的商业判断等因素，是导致家族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英国富翁们对此有深刻认识。
不过，也有一些欧洲家族的新一代对家族产业模式不感兴趣，或天生不擅长此道。于是，这类家族就采取引导方式，告诉孩子们，即便如此，也可以学习“钱能生钱”的道理。
在花旗集团的英国分部，财富基金管理项目负责人阿道夫对《环球时报》说，有60%的超级富翁客户通过私人股本、对冲基金等致富。目前，不少欧洲私人银行推出运作成熟的“富二代”财富教育活动，让富翁们意识到，对于孩子的培养，如果不能从家族专长入手，也可以从市场运作或其他商业机会入手，进而有意或无意地鼓励子女参加实践，慢慢习惯于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
标准普尔的数据显示，在欧洲，德国是家族企业兴旺的地区。最近10年，德国的家族企业发展指数飙升206%，非家族企业仅上升47%。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家族企业总体走势也强于非家族企业。
伦敦大学社会学学者皮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西方现代化公司里，普遍有独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很多家族企业将三者揉在一起，“富二代”夹在其中。这种状况可能危害小股东利益，滋生内部腐败。但如果家族能绝对控制住企业，同时给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以一定平台，多数时候会有益于企业长远发展。
皮兹说，外界常以为家族大股东是麻烦制造者，事实上，顶尖企业的家族成员能扮演强有力的独立董事角色。像握有宝马公司47%股权的匡特家族，第二代两名子女都是董事会成员，而且自我定义为“创业家股东”。宝马能有今天，匡特家族的使命感功不可没。
美国富豪“逼”子女奋斗
去年7月，美国摇滚歌星斯汀透露说，他的3亿美元资产不会分给他的6个孩子。“我特别不想让他们依赖信托基金，被牵着鼻子生活”，这位歌星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们必须有自己的工作。”无独有偶，去年2月去世的演员菲利普·塞默·霍夫曼没有将3500万美元的房产留给子女。他在遗嘱中说，不想看到他们依赖信托基金生存。
在美国，被宠坏的“富二代”一直以来都被人们唾弃。他们多身陷于父辈们留下的巨额遗产不能自拔，这是令巨富们非常头痛的问题。但是，对一部分出生于二战婴儿潮的富豪们来说，这不再是困扰。比尔·盖茨夫妇只给每个孩子1000万美元;巴菲特给每个子女20亿美元基金。
面对纷杂的世界，大部分父母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但“富不过三代”的老话一直起作用。麦肯锡曾进行过“家族企业跟踪调查”，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有24年，其中得以传承至第二代的只有约30%，第三代仅约13%。
范德比尔特家族打造了美国航运与铁路运输帝国，身为第三代的瑞金诺德·范德比尔特1925年去世时，已经挥霍掉祖父的遗产超过7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9.4亿)。他去世前将剩下的500万留给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格劳瑞没有动这笔钱，而是通过个人奋斗积累了2亿美元资产。格劳瑞曾告诉儿子安德逊·库柏，他不可能从她那里得到一分钱。安德逊淡然接受这一切。这位知名CNN主持人现在年薪高达1100万美元。“如果从小就知道将来可以拥有一大笔遗产，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动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除了“逼”子女奋斗，在盛行重商主义的美国，富人们也不惜花重金培养下一代，比如花大价钱送子女就读名校。在美国顶级高校中，“富二代”“富三代”很多。
其实，美国父母无论是“穷一代”还是“富一代”，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美国人认为，一个人的理财能力直接关系到他一生的成功和幸福。因此，美国父母希望孩子早早自立，明白勤奋与赚钱的关系。美国人没有金钱是“铜臭”的思想，鼓励孩子从小工作赚钱。
富裕的美国犹太人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群体。他们从小就注重财富教育。孩子1岁时，父母会送给孩子股票;3岁时，教他们辨认硬币和纸钞……理财教育中有一个核心理念——社会责任：让孩子知道钱如何来，知道节俭、付出、分享等。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这方面的“教育经”常被人提起，作为世界第一位拥有数十亿美元财产的富人，洛克菲勒给子女的零用钱少得可怜。
在美国，《环球时报》记者听到过不少有关“富二代”的说法，多是其大学毕业前生活独立且低调的事，当然也有类似帕丽丝·希尔顿这种看似“很不成器”的“豪门痞女”的事迹。但希尔顿们是否有能力、有学识，固然和其家族有一定关系，却不会影响到其祖先创办企业之荣枯。这是因为，随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复杂化、专业化，越来越多的传统家族企业创始股东几乎不再涉足企业经营，而成为纯粹的股息食利者。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是这方面的典型。总之，美国“富二代”有继承家业的，但也有很多不是，不少人以创业为荣，这一点和中国差别很大。
传承财富，中国“富一代”经验太少
当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年龄迫近60岁时，他们开始为家族财富保全与传承问题焦虑。海外顶级富豪们通过家族财富管理机构为他们打理财产，而中国的富豪们也开始寻找国内的这类机构。在瑞士银行任职十多年的颜怀江，在瑞银大中华区接触了大量中国富豪，了解到家族财富管理市场的巨大潜力后，创办了中盟磐合家族办公室，成为第一批吃螃蟹者。
环球时报：中国富人的财富管理及传承问题，为什么关注度越来越高？
颜怀江：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余，第一批民营创业企业家到现在至少年届五旬甚至六旬，这些群体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另外，富二代们也开始步入社会，企业家一代们开始考虑家族财产的管理以及传承的问题。
财富规模越大，考虑到国内市场未来景气与否以及未来国际市场发展带来的风险变幻，他们对财富的安全问题就越担忧，他们最担心的是财富能不能保全，能不能顺利传承到下一代。你会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移民海外，或者把资产转移到国外，甚至在海外购置固定资产，不少都是他们由于对财富保全的担忧而做出的资产国际化布局。
环球时报：国内家族财富传承的问题很突出，问题出在哪里？
颜怀江：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几天都讲不完。比如说，很多富二代出国读书，顺便拿到了国外身份。当富一代准备把股权移交给下一代时才发现，中国法律并不允许直接把中资公司登记到外国人头上，第一代的财富根本传承不下去。
另外，财富传承下去了，但是如何保证富二代们按照先辈们的计划去管理这些财产，会不会被挥霍掉，会不会被骗，会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损失，这些问题让这些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忧虑。
环球时报：在财富保全与传承上，中国富人阶层是否缺少足够经验？
颜怀江：是的，很多企业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遇到过，他们的前辈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企业家对此不以为然，但有些企业家对此越来越重视。我之前任职于瑞士银行，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家族财富管理银行，2002年我负责大中华业务时就有大陆企业家向我咨询这些问题，不过现在过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了。
总体上，企业家获取家族财富保全与传承的信息渠道还是非常少，国内真正有经验的机构非常少。西方国家私人财产的概念非常强，相关的法律规定基本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中国这方面才刚刚开始，但又不能完全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有时通过与客户深入沟通，才发现家庭关系比表面要复杂，例如存在非婚生子女等问题，这样的话，财富保全与传承的规划方案细节就要考虑得更多。
环球时报：为中国富人家族管理财富是不是很复杂？
颜怀江：这是极度依赖经验的行业，海外机构不懂中国，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不理解中国家族的财富来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国内机构不了解国外的通行做法，也是一个问题。目前国内专门做家族财富管理的机构非常缺乏。但是，这方面的需求却越来越多。
环球时报：对于家族财富管理机构这样一个新兴事物，您怎么看待它的责任与目标？
颜怀江：这个行业没有标准化的经验可以套用，我们都是出动人力去咨询客户。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个设计师，对客户的财产做全面规划与设计。一个案子我们通常以年为单位，从开始咨询到设计方案通常长达一年或者两年。
我们不是什么客户都接，我们要对客户评估。如果一个客户的家族内部矛盾过于复杂，或者其财产来路不明，甚至是违法所得，我们就不会去触碰。
环球时报：如果有一天马云或者王健林敲开您的大门，这样的客户您接吗？
颜怀江：我不知道。我首先要坐下来跟他们咨询，了解他们在家族财产上的计划与目标，看看我是否能够满足他们。钱多钱少不是关键，跟他是不是马云或者王健林也无关，关键要看客户的需求与我们所能做到的财富保全与传承规划方案是否匹配。
【本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纪双城 本报驻美国记者 李秉新 筱茱 陶短房 本报记者 倪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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