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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抗战纪念馆:人气冷清 馆外变洗车场
发布时间:2015/10/25 21:06:26   作者:佚名   点击:

某纪念馆内关闭的多媒体设备。 王逸飞 摄 某纪念馆内关闭的多媒体设备。 王逸飞 摄

  中新网杭州10月22日电(记者 王逸飞)本月上旬,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普通纪念币1枚。纪念币虽小,却引爆了杭州市民的热情,当天银行网点前早早便排起了“长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9月份几天法定纪念日后,杭州各抗战纪念馆却再次陷入了冷清。记者走访了多家纪念馆,却毫无例外遇上了“空无一人”的情况。意义同样为纪念抗战,众多抗战纪念馆的吸引力尚不及一枚硬币,令人唏嘘。

  历史愈发无人问津、存在意义大于纪念意义、纪念意义大于教育意义……其实放眼全国各地,类似抗战纪念馆的生存状况已然开始引起关注,也将它们的存在推向了一个尴尬的位置。如何让这些纪念馆不再“沉默”,让“铭记历史、缅怀烈士、传承精神”的口号不落空,纪念馆本身与政府层面,或许还应该做更多。

抗战图片展“门可罗雀”。 王逸飞 摄 抗战图片展“门可罗雀”。 王逸飞 摄

  走访纪念馆难见一访客

  10月的西湖景区人头攒动,入秋的气温让人气不降反升。在距西湖不远处,便隐藏着一座抗战纪念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它也是杭州首个“国家级”抗战遗址。

  走进纪念馆,客厅、厨房、卧室多陈列着那时的旧物,而二、三楼的展厅则摆放着少数当时的文件、证书,更多的是崭新墙上贴起的文字介绍与照片。隔壁的多媒体厅的墙上挂着纪念馆开馆及中韩政府高官、团体曾经到访时的热闹景象,与眼前二三十把椅子和电视安静“等”在屋内,形成着强烈反差。

  纪念馆虽声名赫赫,但或许是藏于市井,记者在这座三层民居改建的博物馆内,并未见到任何游客与参观者。偌大的屋子,只能听到地板上的脚步声,而直至出口才传来办公室内工作人员的说话声。而就在和纪念馆同一“院子”的某餐厅,虽是下午三点多,户外的太阳伞下仍坐满了享受下午茶的市民。

  记者后来到位杭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在这里的“见义勇为”纪念馆内,“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图片展仍在进行,展厅两侧摆满展架,但记者却未见到参观者。因为人气原因,展厅内的多媒体设施均关闭着,甚至服务台也没见到工作人员。在馆前的小广场上,甚至成为了个别车辆的洗车场地。

  在位于更高处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记者也遇到了同样的冷清。展厅里只回荡着教育片的解说声,仿制的刀枪、塑像安静陈列在馆中……

  “许多同类型的纪念馆陷入冷清在全国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说也是一个长期问题。”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王应有告诉记者。

  同样,在其他城市也有媒体走访发现,由于平日里缺乏足够的“人气”,一些抗战纪念馆也陷入了“沉睡”。

  如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远离市区几十公里,由于媒体采访才“特地”开了门。纪念馆负责人说,2006年修建至今,展馆每年的接待对象主要就是学者、学生或前来悼念的家属。一些当地居民甚至不知道该纪念馆的存在。

西湖景区附近的一处纪念馆。 王逸飞 摄 西湖景区附近的一处纪念馆。 王逸飞 摄

  多原因造“沉默”现状

  事实如此,那么致使许多抗战纪念馆陷入“沉默”的原因又是什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主任范柏乃告诉记者:“国内做很多事情都会一哄而起,包括纪念馆、文化礼堂等,而各地抗战纪念馆大同小异,不同地方却看不到不同的特色,导致了‘名存实亡’。”

  有业内人士曾指出,“沉睡”的纪念馆往往存在着“三多三少”的共性问题:文字图片多,身临其境少;教条背书多,情感讲述少;耻辱灾难多,民族抗争少。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姜佳将告诉记者:“从抗战纪念馆本身来说,首先面临着文物匮乏、内容雷同、文物零散问题,所以导致了千馆一面。同时许多纪念馆前期规划设计存在一些问题,硬件设施雷同,只有比较简单的观展服务,单纯注重政治性理论性,布道式的说教比较强一些,而传播表现感染力不够,不能把红色文化更好地、更活泼的展现出来。“

  “在营销推广上,纪念馆本身不会像景区一样营销推广,所以知晓度会低,它靠政策推动和政府支持,而市场机制运作则做的一般。最后也有专业人才比较匮乏的原因,很多故事不同的人来讲感染力完全不一样。”姜佳将说。

  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1991年建成正式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近750万人。“目前年均接待十五六万左右,但主要还是集中在重大的节日、学生夏令营等。”王应有说。

  他认为,首先社会与馆方在对纪念馆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中国人对于纪念馆的功用认识还是不足的和狭隘的,从主办方来讲在建馆时认识也有问题,过于注重高大上和仪式感,很多纪念馆意识形态说教形式比较严重,而不是以传播打动人,讲究从情感的接近性,艺术魅力怎么吸引公众。”

  “我觉得也有纪念馆体制上的原因,很多纪念馆是事业单位,在管理方面、进人方面等有很多限制,这是传统形成的,非短时间可解决。这样大家都吃财政饭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大锅饭’体制,无法真正体现出奖励性绩效的作用,所以员工素质、积极性体现不出来,纪念馆特色、专业性就显现不出来,传播质量也打了折扣。”王应有说。

  据了解,目前浙江各种纪念设施,包括抗战纪念馆在内有百余处,而其中大部分都是依赖于政府财政生存。

  王应有表示,这些纪念馆除纪念缅怀功能外,还有社会教育、学术研究、文物收藏等功能。“目前纪念馆在纪念缅怀功能上往往做了很多,但在后面几项功能的发挥上弱了些。”

缺乏人气的纪念馆设施。 王逸飞 摄 缺乏人气的纪念馆设施。 王逸飞 摄

  变革需政府馆方“双管齐下”

  “抗战纪念馆不能坐享其成,而要主动创新!”王应有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当下面临的现状。

  对于改变,他告诉记者,纪念馆首先要善于讲故事,刷新公众认识。除了打好攻坚战,还要打好持久战,思考平时怎么样发挥功能,拓展影响力。

  王应有说:“一个好的纪念馆应有几个特征,第一就是人文性,纪念馆存储的是人类知识、智慧和精神记忆,传播的是社会正能量,需要彰显人文内涵和和人文关怀,体现关心人、尊重人,激发人的创造性,首先就历史的人文性来讲,要从一些细节上真正还原和深刻挖掘,在研究、传播、展陈、讲解时有针对性。我们以前更多是注重烈士的群像,而不是个体鲜活的生命、情感,这是类似纪念馆需要增强的。”

  “纪念馆还需增强公共性,想办法发挥公共教育功能,通过搭建活动载体、平台,让公众参与,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纪念馆的公共服务也要精细化、人性化、专业化。最后就是专业性,从内外部环境规划、展陈设计到内容安排、传播方式技巧,再到人的专业性,专业性要用出来,这块上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王应有说。

  目前王应有正在着手为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设计自身标识、Logo等,通过品牌化、策划更多公共艺术事件、活动,让纪念馆面向社会走近社会,在抟塑社会的精神力量发挥重要作用。

  他还建议,要整合业界力量,把浙江省纪念馆整合起来成立相应协会,在全省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形成整体的合力并带动个体提升。

  姜佳将则认为,抗战纪念馆应更好的深入研究文物,挖掘背后的历史记忆和故事,真正做到让文物说话。而在规划设计方面,要注重参与性、体验性等项目开发,用声光电等丰富多元的手段更现代立体的展现红色文化。“在营销推广上,要更好的利用市场机制去做营销推广,并且培养专家型的专业人才。”

  “要改变现状,现有抗战纪念馆方面敢于出新,并与少年宫、中小学育人紧密结合起来,将参观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幼儿园、中小学教育范畴。”范柏乃说。

  在各方人士看来,若要结束抗战纪念馆面临的尴尬局面,政府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范柏乃认为,政府层面应对抗战纪念馆的设立、运行进行顶层设计。“国家层面设立纪念馆是个好事情,但要出一个顶层设计,哪些地方与抗战紧密相关的,哪些地方可以建纪念馆,不能过乱过多,一方面失去应有纪念意义,另一方面也消耗了大量财政。顶层设计要清楚国家需要有多少抗战纪念馆,分布到每个省有多少等,此外在财政上要有全面的通盘考虑。”

  他表示:“政府还要建立审批制度,不能想建就建,而要明确规格、费用、形式。并对已经建立的纪念馆加强监管,定期评估,不要‘名存实亡’,有些纪念馆建立起来极少有人去过,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该废除废除,该转为其他用转为他用,因为纪念馆如果投资几千万,运营费用也很高,如果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了,反而不利于我们纪念抗战、铭记历史。”

  王应有指出,抗战纪念馆做一些事情,即使有想法也会面临资金、资源上的束缚,所以也需要政府的重视。

  “政府对于纪念馆管理,该加大投入还是要加大投入,我们讲投入现在往往‘重硬轻软’,硬件花了很多钱,但更在于后面要发挥它的功能。也要推动纪念馆管理与服务上的精细化,加强纪念馆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建设。同时也应更多的开放资源,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要形成合作治理、协同创新机制,最大程度整合资源力量,提升纪念馆的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水准。”他最后表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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