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法制报》总编辑王伟被停职受查后(1月23日),他的“奇葩记录”被晒到网上引起热议,仅人民网强国论坛就有《从奇葩总编王伟被查看黑龙江的风清气正》等5篇“奇葩议”。笔者不是现在对“奇葩”感到震惊,而是早在10年前就被震惊了,那时候王伟的丑行就铺满过互联网,直到今天还能找到一些没有被删除的文章。十年后,王伟还是那个王伟,只是“奇葩”更加鲜艳。笔者在又一次震惊中看到一个深刻的教训:领导干部一旦踩越“四条底线”,手中的权力就如“打鸡血”,如“吃春药”,脱缰膨胀,什么样的奇葩事都能做出来,什么样的后果都不计较。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为党员干部做人做事划出“四条底线”: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奇葩总编”因对“四条底线”全面失守,任意践踏,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媒体的公信力、严重破坏了法治及公平正义,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他个人也很可能终结自己的“不倒翁”传奇,甚至被绳之以法。
1、在法律底线上,王伟身为法制报的总编辑,知法犯法,依法吃法,无法无天。
他创造了流水线作业,既有巫术式的模板,又有“科学”流程的新闻敲诈路线图,并策划和组织了近千起新闻敲诈。他把报社办成以新闻敲诈、有偿新闻、卖记者证等各种证件为产业,在全省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的核心企业。王伟的“依法吃法”发展路子,导致报社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的改革中,完全失去了创新和创业能力,至今报社连一个官方网站都没有,甚至连一个官方微博都没有,每天吃新闻敲诈的老本。
习近平强调:“所有领导干部都要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坚决纠正和解决法治不彰问题。”王伟践踏法律是在报社职工连续14年举报的背景下进行的,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2、在纪律底线上,党不让干啥他偏干啥,肆无忌惮、胆大妄为。
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反四风”后,王伟一直顶风上。他一次性购买3台车,其中一台价值33万元的斯巴鲁成为自己的专车,自己家的宠物狗去洗浴中心洗浴时也要坐专车。他经常带领报社中层以上干部和非法记者站站长,到哈尔滨“锅里壮”酒店去吃动物鞭全席,壮阳补肾。2016年,在中央深入“反四风”和整顿报刊发行秩序的高压态势下,王伟竟敢带领40多个政府官员到黑瞎子岛开发行会,游山玩水,大吃大喝、发提成回扣,发每人几千元的纪念品。中纪委用“乌纱帽”管月饼,彻底扭转了“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块月饼”的局面,唯独管不住王伟,他每年都买2万多元的高级月饼,不知道被他送哪里去了。2017年春节前,他亲自一人去买回2万斤大米,给职工分了2500斤后,剩下的17500斤大米,不知道被他送哪里去了。
王伟肆无忌惮到什么程度?他在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儿子结婚时大操大办,全省各地政法机关的人都来送礼。他在儿子结婚前两天,突然向在全省各地非法设立的记者站发出通知:报社给非法记者站的假记者办社保手续。报社人事员在王伟儿子婚宴现场办公,几十名假记者一手交份子钱,一手交办社保手续材料。
王伟“胆大妄为”到什么程度?自2016年1月起,省直机关工委纪委就根据报社职工举报对王伟的“四风”和贪污问题进行调查,但他毫不收敛。在2016年春节前,他巧立名目发奖金25万多元,设立的奖项有美女奖、靓仔奖、穆桂英奖、文豪奖、探花奖、帅哥奖等40多项。奖项和金额只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其中王伟自己获得了“枭雄奖”1万元和“榜眼奖”1万元。2017年春节,纪委对他的调查还没有结束,他仍然巧立名目发奖金,为躲过群众举报,领导班子晚上秘密开会开到后半夜2点,最后确立50个奖项,王伟给自己确立的奖项是“金鸡五德奖”,奖金2万多元。
王伟是一个从来不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人。他用上访人的投诉信作为新闻敲诈工具,收到“封口费”后不发稿,对上访人谎称省委宣传部为维护社会稳定下禁令不让发稿,把矛盾推向省委,把党推向人民的对立面。他在报社大会上讲话,满嘴跑火车,妄议中央规定的新闻纪律和中央对媒体的一系列专项整治的决策部署,公开挑战中央权威。2016年春节,王伟在《致退休老职工、在职职工及家属一封感谢信》中,把中央对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的打击妄议成“严寒”、“夜黑风高”,把举报他的职工写成“小鬼哭嚎”和“歪风邪气”,把自己的违法违纪写成“正能量”,把自己对抗和摆平纪委和行政监管部门的调查写成“从未退缩过,更无溃败!一路向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神鬼无阻,拼搏至今”,把自己躲过被查处写成“胜利者的姿态”,还连喊了4个“向前”。
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在报社职工举报王伟的问题中,其中有很多是政治问题,但14年来一直得不到组织的查处,正像习近平说的那样:“这些年,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报社职工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找到了为什么14年告不倒王伟的真正原因。此时非彼时,习近平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决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看来,王伟的“不倒翁传奇”该终结了。
3、在政策底线上,王伟一贯闯红灯、打擦边球,与党中央唱对台戏。
习近平要求:“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然而,王伟玩党的政策于股掌之间。他卖报社理事证、采访证、特约记者证、工作证、编委证达2000多个,先后违规申办30多个《新闻记者证》,其中2个发给报社非编采岗位人员,2个行贿省委政法委干部,其他全部卖给了社会人员。在记者证的申办过程中,王伟与副总编孙慧明、总编室主任刘利为社会人员伪造劳动合同、聘任书和编采人员档案,虚报假学历,分批送到省新闻出版局进行新闻从业资格培训,并帮助找“枪手”替考。所填报《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情况表》中人员所在单位、所在部门以及职务等信息均不属实。在记者证年检时,报省新闻出版局的全是虚假材料。
王伟向社会人员出卖13个非法记者站的经营权,记者站再卖分记者站,在全省设立30多个非法记者站,假记者队伍最多时达到400多人,记者站主营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面对中央持续严厉打击非法记者站,王伟不断给记者站改换名称,又在中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工作组联合多部门打击非法记者站的专项行动中,竟然公开恢复使用“记者站”的名称。
王伟在党的政策面前,阴奉阳违。《黑龙江法制报创收管理方案》总则第一条:“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规定,本报对编采人员不下达创收任务。”但是,下面的内容完全是与“第一条”相违背的内容,明确规定了“创收任务量化指标”和提成回扣标准,人人身上有指标,自己工资自己解决。
4、在道德底线上,王伟荣辱不分,美丑颠倒。
他在报社公开炫耀自己的新闻敲诈技巧,炫耀自己在澳门赌博输了20多万,在俄罗斯赌博“只剩一条裤衩子”,炫耀自己在火车上赌博被乘警询问时掏出记者证,炫耀自己酒后驾驶技术高,炫耀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如何帮助他用《新闻记者证》把非法记者站合法化……他每天都在拿上访人的爆料做新闻敲诈的工具,出卖上访人,致上访人被打击报复遭牢狱之灾。就连12岁少女被拐卖到兰西县歌厅卖淫的新闻调查,他都要借此敲诈公安局2万元,稿件被他枪毙后,具有正义感的记者金鑫把稿件拿到《生活报》发表了,他竟然无耻地给《生活报》编辑部打电话,警告人家不准发表黑龙江法制报记者的稿件。
2017年春节前,王伟巧立名目为自己发奖金,奖项的名称是“金鸡五德奖”,报社职工都知道王伟属鸡,今年是鸡年,但不知道“五德”是什么东东,想找王伟解词,但他已被停职受查。有人说“五德”就是吃喝嫖赌抽,一位报社退休老领导说:肯定是打字打错了,应该是“金鸡无德奖”。
底线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临界值,一旦量变突破底线,即达到质变的关节点,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本来是没有主管和主办单位的报纸,但王伟要求报社记者冒充“省委政法委机关报”搞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这种冒充行为的性质明显是诈骗犯罪。王伟规定,一个县(市)如果订阅800份报纸,一个公安局订400份报纸,或做2万元的有偿新闻,一个法院登报2万元民事案件公告,就可以免于舆论监督,这是纯黑社会性质的“收保护费”行为。该报社的收入基本靠违法违纪所得,职工的工资来源于新闻敲诈、有偿新闻闻、有偿不闻和敲诈发行,那么这个报社的性质从法理上讲,就变成了集体犯罪和犯罪集团。这样的报社根本就不是社会公众监督的代言人,而是社会黑暗势力的一个卑鄙无耻的同案犯,这个同案犯披着高尚的外衣,一方面营造着虚假的正义,另一方面又在传播着真正的黑暗。
从量变到质变,领导干部踩越“四条底线”后,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
1、领导干部一旦踩越“四条底线”,就会变成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
2016年春节前,他巧立名目给自己发奖金,奖项的名称是“枭雄奖”。枭是一种凶猛的鸟,引申为勇猛难制服。“枭雄”指有野心而且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物。看来,王伟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在2003年全国报刊整顿期间,为了自己能当上报社的“一把手”,通过伪造和虚报假材料欺骗省委报刊整顿领导小组,策划和绑架报社员工到省委无理上访,自己私下找东北网、法制日报社领导谈“名义接收”,搞了一连串小动作,成功规避报纸停办,实现报社“假划转”,使报纸成为全国唯一没有主管主办单位的报纸,使自己成为“独立王国”的国王。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王伟官小,只能算是一个小野心家、小阴谋家,但他却直接损害了中央整顿报刊决策部署的权威,留下了一个“依法吃法”的报社和一张靠违法违纪生存的报纸,后患无穷。
2、领导干部一旦踩越“四条底线”,就会成为一个单位的“老板”和“老大”。
王伟是个冷面人,只有报社职工称呼他“老大”时才能露出一丝笑容。“老大”把报社当成自己家的,他实行“劣币驱逐良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最优秀的骨干采编人员都逼出报社,编辑部三任主任都被他逼出报社,其中一位代理主任被他取消事业编制。让“良币”倒出位置后,他把社会上“不识几个大字”的人搞进报社,把报社办成亲朋好友就业基地,使报社变成社会骗子的乐园。假记者在报社开起了“夫妻店”、“叔嫂店”、“叔侄店”、“家族六人店”。报社驻牡丹江非法记者站站长赵德峰是“家族六人店”的老板,到报社发财后在哈市开了两家古玩店,王伟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把低价从云南购买的发行会纪念品玉器加价卖给赵德峰,赵德峰再加价卖给报社。王伟独断专行,十几年来报社领导班子没有会议纪要,重大事情没有在班子会上集体讨论。他自己就能提拔处级干部,把副总编提拔为正处级,没有任何组织考核就宣布任命。提拔记者部主任为副总编辑,任命书由被提拔人自己起草。他在报社党支部大会上任命自己为纪检委书记,党员们都惊呆了。他自己招收11名采编人员(不包括非法记者站),都没有走考试录用程序。2016年4月8日,正在接受纪委调查的王伟在报社职工大会上说:“如果我被抓走离开报社,由孙慧明负责报社全面工作。”未经上级组织决定,他就把接班人都安排好了。
3、领导干部一旦踩越“四条底线”,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是非观念的狂人。
王伟先后在2010年全国地方法治报社社长(总编辑)会议、2013年全国省级法制报社长(总编辑)会议等三次全国性的会议上,介绍黑龙江法制报搞新闻敲诈的所谓先进经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三次介绍经验使用的是同一个版本,反复介绍,对见不得阳光的事反而引以自豪。经验摘要如下:“多年来,黑龙江法制报牢牢占领、巩固并扩大本省政法‘根据地’,围绕‘法’字办报、发行和创收,办报整体布局、栏目设计、专题策划、稿件采写都突出‘法’的特色,日常报道中加强与政法各单位联系。同时,舆论监督这个工具要用好,还要用巧……此外,我们把“内参”用好用足,增加舆论监督的份量……”
舆论监督的主体是社会公众,新闻传媒只是公众进行舆论监督的中介,支撑舆论监督根基的始终是对平衡和公正的追求以及对新闻价值的把握。如果像王伟那样“用好还要用巧”,舆论监督就被工具化、暴力化、商业化和虚假化了,因为它是选择性的舆论监督,失去了“平衡和公正”。同样,王伟“围绕‘法’字办报、发行和创收”,同样是把法律工具化了,把法律作为创收和发行的工具,是对‘法’字的玷污和践踏。王伟又是怎样“把‘内参’用好用足”的呢?报社收了封口费后,上访人要求退还“赞助费”,王伟就将记者调查印一份假《内参》,上写抄送省委书记、省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等一大堆名单,其实,《内参》只印了一份,只抄送他自己。
4、领导干部一旦踩越“四条底线”,就会变成一个不讲政治的疯子。
十八大召开前,中央多个部门联合开展了两年时间的打击非法记者站专项行动,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参与行动,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从此,非法记者站问题被上升到“解决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的政治高度,如果还有哪个总编辑敢保留非法记者站,他一定是一个疯子。但王伟不但保留了,还带领非法记者站的记者参加公安局举办的会议和活动,非法记者站站长坐到主席台上,并在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出现非法记者站的名称和站长的姓名。
王伟是真的疯了,他在全国到处介绍新闻敲诈经验时,第一句话就是“黑龙江法制报以‘顽强,不屈不挠’为指导中心”,不知道内情的人对这句话不可能听懂,为什么办报纸还需要“顽强,不屈不挠”?都谁欺负他了?“顽强”无非是指举报人上访14年告不倒他,不屈不挠无非是指对抗和摆平纪委和行政监管部门的调查,坚持常态化的违法乱纪。
疯子是没有理智的,王伟经常拉大旗做虎皮。2016年12月 7 日上午,他在职工大会上说,中纪委办公室主任给了他一幅字画,上书“厚德载物”。这是明显在为自己打气,也是为打压举报者。中纪委的人都是明察秋毫的精英,不可能与这等“奇葩总编”做朋友。
5、领导干部一旦踩越“四条底线”,就会变成一个信神信鬼的假共产党人。
报社职工举报他违法违纪,他怨办公室风水不好,买来一架模型机枪,放在窗台上,枪口对门。
但还有人举报他,他又买来两个喷绘狮子挂在自己身后。但还有人举报他,风水大师说狮子挂在身后伤自己,经大师指点,办公室主任又给他买来价值万元的鱼缸、仙人球、吃水果的观赏鱼等。但还有人举报他,他就在报社对面的宾馆租了一间办公室。
领导干部一旦踩越“四条底线”,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受害者。被敲诈的公检法机关从哪里拿钱?还是要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王伟所谓的张扬正义、挞伐邪恶,不过是一个伪善的假象。新闻敲诈的邪恶要胜过一切社会邪恶,它增加了社会黑暗面的经营成本。一切社会黑暗无非是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为之,当面临被曝光的风险时,完全可以用赎买新闻的方式来加以化解,而这里赎买新闻的费用,最终还是在社会黑暗面的经营利润中摊销。由于提高了社会黑暗面经营成本,黑暗面只能进一步扩大,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习近平“四条底线”的划定,源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归根结底是每个共产党人的良心底线。像王伟这样踩越“四条底线”的党员干部可能最先得利和风光,但终究会私欲膨胀而堕落,因为良知泯灭者无法阻止自己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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