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知道,舆论是需要争夺的。
但到底是怎么去争夺,里面却有很大学问。
山东辱母杀人案,由于事件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涉事人员身份鲜明,外加调查记者细节描写残忍逼真,这件事在几天内成为了新闻爆点。截至现在,南方周末的调查稿件已经超过一千万的阅读量。其他各类自媒体,因为这件事,至少写出了20篇阅读量10000+的文章。
然而,写了这么多,事情越写越乱,事件的意义被越写越小,能够讨论的空间越来越窄。
一开始,网民愤怒,愤怒于黑社会横行霸道,愤怒于政府机关与黑社会勾结,愤怒于基层治理溃败,愤怒于杀人者面对黑社会时受尽凌辱,愤怒于法院判决不公,愤怒于经济下行各种企业资金链断裂,愤怒于农民孩子身首异处不敢喊冤。
辱母杀人案的杀人者于欢,将这个社会最急迫、最恐怖、最普遍的矛盾和焦虑,一刀捅破。他非常不幸,时代纠缠的各种矛盾把这个人捆绑起来,逼着他唯有用鲜血和暴力去回应。
与此同时,中国各色各样的人物,都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被黑社会威胁,这不是拆迁户常常碰到的事情吗?被警察系统(背后代表的是政府机构)所抛弃,这不是底层农民和工人普遍的感受吗?融资困难,走投无路,这不是经济下行状态下各种创业者、老板、经理的共同遭遇吗?
最关键的,黑社会老大吴学占,手里有一个一千万的公司。于是,警察系统就成为了这个拥有一千万的老板的合伙人。
大家都怕了。
那种对于富人控制一切,为所欲为,毫无人性的恐惧,这几年频繁被提起。“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幽默的表情包。但对于社会底层来说,这句话代表的是一种切身感受到的噩梦。
在社会底层,这样的事情见得太多了。人们对于欢的判决感到愤怒,实际上同时是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感到愤怒。人们看着于欢,就像看着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
这个时刻,是群体意识觉醒的时刻。这个时刻,一个接一个的人,在心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们这一群人,原来都是一样的。一个云南农民,在这一刻,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山东被黑社会凌辱的母亲没什么不同。一个山西煤矿工人,在这一刻,发现自己和于欢一样被人所折磨。
这时候,某些人也怕了。
但是舆论形势已经造成。
这些人不能再用雷洋案一样的拙劣手法去删帖。这些人也没有办法再动用环球时报去洗地。地上全是血,洗不干净了。但是,这些人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删不了贴,洗不了地,那就煞费苦心地来引导辱母杀人案的舆论风向。
原文链接: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7-03-28/133964.html?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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