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看了报道才知女儿干啥工作
艾滋病“个管师”刘司航:“只要有一个人受益,我的工作就有意义”
病人太多,起初要么认得人叫不出名字,要么记住名字了对不上脸。一开始记不准不要紧,接触两三次必须记牢,时间长了病人融入血液,成为一种责任。”——刘司航
“80后”女孩刘司航成为我省唯一的个案管理师,负责158名艾滋病患者的跟踪随访。昨天刘妈妈通过本报报道,才知道女儿从事的是份什么样的工作。在为女儿骄傲的同时,她坦言担忧女儿因为这份特殊工作会遇到挫折和不理解。
有种悲伤叫“不能跟父母倾诉”
昨天上午,21岁的李强(化名)如约来到刘司航的咨询室。确诊半年,他已开始规律服药,各项检查指标都正常,来这里只为“找个人谈心”。沉默半晌后他开口发问,“如果有一天我先走了,爸妈怎么办?”
刘司航说,这是患者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男男同性恋的李强是被朋友带进“圈子”的,没有固定性伴。查出艾滋病病毒(HIV)阳性后,他变得更加内向,不敢跟家人说,怕他们担心,不敢跟朋友说,怕他们歧视。但在内心深处,他又希望有一个信任的人知道,有一个内心压力宣泄的出口。
刘司航曾随机询问几名患者,“当发生重大不幸的时候,你愿意告诉谁?”有人选自己的伴侣,有人选择朋友,绝大多数人最不愿意父母知道。
刘司航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但她认为无论从治疗还是心理角度,有一个信任的人知道这件事,可以大幅度化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并督促他们坚持治疗。而父母,是世上最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人。
她劝慰李强,先稳定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自己觉得适当的时机,向父母坦白并争取他们的谅解。在此之前,自己愿意当他最忠实的听众。“虽然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我可以理解你。”
帮助他们成为一种责任
下午两点,刘司航抱着记录本走进病案室。有6个病人上周末复查,检查结果刚刚出来,刘司航要逐个儿看一下,发现异常咨询医生怎么处理,然后通知到个人。
15平米左右的病案室,保存着近两百份病例,刘司航先从信息系统里检索出患者的病历号,再根据病历号找到病历。患者所有诊疗信息,都存在里面。
“病人太多,起初要么认得人叫不出名字,要么记住名字了对不上脸。”刘司航说,“一开始记不准不要紧,接触两三次必须记牢,时间长了病人融入血液,成为一种责任。”如今自己脑子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记录着158名病人的治疗情况。
2009年,刘司航从医科大学毕业,应聘到武汉市疾控中心“中盖艾滋病项目”,负责HIV高危人群的干预工作。今年5月应聘成为一名艾滋病个案管理师,在一定程度上是前面工作的延续。她笑称,当初的收入只能算一般,如今有的朋友拿到了十万年薪,自己仍是“屌丝”一枚。“但只要有一个人受益,我的工作就有意义!”
换了工作以后,妈妈多次提到来武汉看望,都被刘司航拒绝了。医院位置比较偏僻,方圆五里找不见个菜市场,她担心妈妈看到会担心。
个管师像“客服”,医生像“卖家”
19岁的陈晨(化名)从光谷乘地铁2号线到终点,再换乘公交车,花了两个小时赶到医院。为方便跟踪新患者吃药的情况,新确诊的病人,医生前两次只给半个月的药量,之后每次给一个月的药量,再往后每次给三个月的药量。陈晨服药半个月,这是第二次来拿药,一进门就和刘司航攀谈起来了。
“和刘司航聊天有什么不同?”陈晨形容,就像在医院有个熟人,医生只有来医院来能见到,刘司航可以随时QQ找她咨询。
市医疗救治中心艾滋病专家郑琦说,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看病时一次只喊一个进来,赶上病人扎堆的时候,外头病人等得不耐烦,意见很大。现在有了个案管理师,他就安排一部分病人先去刘司航那里看。“艾滋病要怎么治?”“药要怎么吃?”这些问题,刘司航会给进来的病人讲得很清楚。郑琦就可以专注于看病定治疗方案,起码节省了30%的时间。
郑琦形容,刘司航就像淘宝“客服”,把相关问题都说清楚了,医生就只管买卖。
刘妈妈要收藏20份报纸
昨天下午,记者拨通了刘司航妈妈的电话。在网上看到本报报道,刘妈妈才知道女儿的工作内容和生活状态,在此之前,她只知道女儿在做一份类似“心理咨询”的工作。
她告诉记者,自己和丈夫在荆州工作,家里只有刘司航这个宝贝女儿,但司航很独立,想留在武汉工作。对女儿的决定他们选择支持。
昨天一早,刘妈妈听说女儿上报了非常激动。她再三叮嘱司航一定要买20份报纸寄回去,要好好收藏。但当她打开电脑,有96条关于女儿的检索,她竟感到深深的忧虑。
她坦言,刘司航的爸爸在荆州传染病医院工作,一家人耳濡目染,从安全角度,她并没有什么顾虑。但世界太大了,对女儿所从事的事业,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她将来的路还很长,担心女儿没有正常的同事和朋友圈子,总在和一个边缘群体打交道,生活会受到影响。
记者武叶 通讯员李洁 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