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捷成
1932年,福建百川银庄的出纳高捷成突然带着银庄的二万多银元不告而别,只留下一封信,“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需挂念我。”
5年后,高捷成的夫人高蔡宝才收到了来自延安的一封信,解释当年的出走,“誓不求中华民族至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决心从戎。于是仓促离家,一切骨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辞别,至今思维尤为怅然。”
直到1951年,时任国家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找上门来,高蔡宝这才知道,丈夫高捷成8年前就不在人世了。
高捷成是冀南银行的创始人,冀南银行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是唯一的金融界人士。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他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冀南银行的创始人。
他是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唯一的金融界人士。
他牺牲后,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950年,他的灵柩与左权将军等7位烈士的灵柩移葬至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不告而别
“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
福建省漳州市新华南路18号,如今已是一个历史名字。这里曾经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丈夫叫高捷成,妻子叫高蔡宝。
1931年,18岁的高蔡宝嫁给了22岁的高捷成,并生了一个男孩。高捷成是高家的大公子,高蔡宝后来回忆:“捷成与我,自小是青梅竹马。”
在漳州,高捷成度过了叛逆的青春期。在父亲高添木眼里,这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孩子。高捷成小学毕业后,即被保送到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预科班,这所学校是漳州的最高学府,富有革命传统,高捷成经常参加示威游行、罢课、参与“反帝大同盟”,不久他还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任宣传员,并被推荐到广州领导当地学生运动。
现年80岁的周汉清,曾担任漳州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1927年夏天,高捷成被家人送往厦门大学经济系,送高捷成去厦门大学深造,被高家视作对这个“叛逆分子”的解救。然而因家境窘迫,一年后高捷成又去了上海中南银行工作。
彼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高捷成不得不于1929年春季回到漳州。在宗叔高开国的百川银庄里,他谋到了一份出纳工作,月薪二十块。
这种相对平静的生活,并不是高捷成所渴求的。高蔡宝回忆:“捷成在钱庄做事,家里的生活是好了些,但我发现他并不高兴,天天早出晚归,回到家里也很少讲话,心事重重,我问他,他总是笑笑搪塞过去。”
高捷成的命运终于在1932年4月20日得以转变,这一天,经同学王占春推荐,高捷成协助红军的筹款工作。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高捷成一共协助筹款一百多万银元。
5月底,红军完成了进驻漳州“宣传抗日、筹款、扩军”的三大任务,准备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高捷成心急如焚,他打算弃商从戎,却又不敢当面把决心禀告父母。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托表弟转交给父母:“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需挂念我。”
高蔡宝的养女高淑兰说,那些年,父亲的沉郁让母亲进退两难,“父亲肩负家庭重担,可他又一心报国。”
然而不管高蔡宝有多不舍,丈夫终究已经远行了,“当公公、婆婆看到那封家书时,捷成他已经离开漳州了……追也没法追。”
第一封信
“国家得救,清债还利,当不短分文”
高捷成走后没几天,百川银庄的人就找上门来。
高捷成离开时,并没有向银庄移交钱和账,不仅如此,高捷成还转移了银庄的2万多银元。后查明,高捷成偷偷将这笔钱支援同学王占春,王占春正领导着当地的一支游击队。
接踵而至的讨债者踏破了高家大门,高蔡宝只好抱着孩子东躲西藏,“今天到下洲住几天,又逃到市尾,没几天,再逃到古塘……”
高淑兰说,后来百川银庄的创建者之一高开国发话说,如果今后高捷成回家,这笔钱仍要归还;如果他不回来了,这笔钱就算了。此事方才作罢。
高捷成并不知道自己留下的“烂摊子”给家人带来了巨大困扰,这年5月,他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于红军大学第一期。在瑞金,高捷成逐渐在经济领域崭露头角,他担任了会计科长,协助中央苏区第一任银行行长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银行组织工作、印制苏区货币,后又随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离开瑞金,经艰苦长征后,最终抵达延安。
高蔡宝孤苦无依,很快带着孩子投奔小叔子高捷生,住进了漳州市香港路74号。
高捷生的孙子高崇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的爷爷靠售卖鱿鱼、香菇等干货为生,奶奶也是童养媳,“高蔡宝奶奶和我奶奶一起长大亲如姐妹,两家人在一起生活了30几年。”
高捷生一去就是5年,期间音讯全无。直到1937年4月,身在延安的高捷成才得以抽空,向家人写来北上后的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宗叔、也就是百川银庄老板高开国的,可以看出高捷生多年来对当初的借债记念在心。
“我自从‘九一八’东北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以后,悲愤交集,誓不求中华民族至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决心从戎。于是仓促离家,一切骨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辞别,至今思维尤为怅然。”
高捷成说,他“东西奔走,南北追逐,雪山草地,万里长征……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他告诉家人,艰苦奋斗只是初步阶段的结束,而抗战救国才刚刚开始。至于其离家时所欠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他在信中写道:“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分文。”
高蔡宝的养女高淑兰介绍,这封家信是通过爷爷高添木的一位结拜兄弟转辗抵达漳州的。高蔡宝并不识字,高开国将信念给她听。高捷成告诉家人自己“在外并未建置家庭”,并询问“我的内室弃庭改嫁否?我的小儿活泼否?”高蔡宝听到这里,“好像一股暖流。”
随着这封信一起寄回漳州的,还有两张高捷成的相片。高捷成交代,这两张照片,“转一张给我家”,另一张则敬献高开国“存念”。
马背上的银行 成立冀南银行 印钞厂建在深山沟里
高捷成写完家信后三个月,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在那里,这支队伍开辟了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捷成被委以重任,任边区政府财经处长、冀南税务总局局长。
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边区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成立了冀南银行,高捷成任首任行长兼政委。
漳州市金融系统所编撰的《永远的丰碑》一书记载,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总行只有四个科,一个政治部和一个警卫连,为避免暴露,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材料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
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多通过各种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由于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被称为“马背上的银行”。
对每个厂址、每个隐蔽点,高捷成都要多次实地反复查看。高捷成任行长期间,一共经手了冀南银行的三个印钞厂和三个厂部,一旦面临扫荡,这些工厂可做到三小时内全部转移。
冀南币投入市场的时期,市面上有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甚至还有伪钞。高捷成提议,货币要进行整顿,在全边区,要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其次是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
他说:“伪钞是建立在敌人刺刀尖上的票子,是剥削中国人民血汗,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攻击,必须坚决打击。”1939年10月15日,边区政府正式宣布,冀南银行币是边区的本位币,区内一切公私交易一律使用冀南币。
也就是这一时期,日军回师华北,对敌后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敌占区不断扩大,冀南币一再贬值。对此高捷成又提出,货币市场的稳定须有物质力量做保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扶持根据地人民搞生产。
几经争斗,冀南币终于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供200个县市4千多万人口使用。
高捷成牺牲于1943年5月14日下午1时,是日天降大雨,雾霭重重,高捷成与战友们在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宿营。日军听闻白鹿角村有八路军的行踪,从几十里外奔袭而来。高捷成带领队伍向村外突围时,被一颗子弹击中,他命令电话员周正云保住文件迅速突围,自己却死于日军刺刀。
时任军区政委邓小平致电冀南银行说:“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高捷成最初被安葬在河北涉县索保镇,1950年10月21日,高捷成与左权将军等7位烈士的灵柩移葬至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高家后人前来悼念,要历经两千里漫漫长途。
迟来的噩耗 原来她的丈夫,8年前就牺牲了
在漳州,压在高蔡宝枕头之下的那张照片日益发黄。高蔡宝没能再等到丈夫的另一封信,但她仍相信“总有一天,捷成他会胜利归来。”然而直到1949年9月漳州解放,许多和高捷成一起北上的同志都有了音讯,“唯独捷成没有一点消息。”
高淑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实际上父亲牺牲没多久,远在漳州的家人就从报纸上看到了消息,只不过家人怕母亲伤心,特意做了隐瞒。
1950年,时任国家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专程到厦门寻找高捷成的家属,始终没能成功。周汉清与高淑兰介绍,高捷成加入红军后,将自己的户籍地写为“厦门”,并取“高兴”作为化名。
1951年,谢觉哉决定在厦门周边地区寻找,终于在漳州找到了高蔡宝。直到这时,高蔡宝才知道,原来她的丈夫,早就牺牲了,“我感到天旋地转,倏地昏了过去。”
1964年,福建省漳州市两级政府拨款1700元,在新华南路18号旧址为高蔡宝新盖了两层高的新房。新房盖起来后,这里一度成为当地参观学习英烈事迹的主要场所。高蔡宝一生都记得上级对丈夫的评价:高捷成是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高蔡宝的亲生儿子因一场暴病早逝,她从孤儿院收养了一个女儿,后来又认了一个儿子。高蔡宝的孙子高庆麟在漳州当地的银行工作,他说,现在记得他爷爷的人,多限于金融领域,“在那个时代,爷爷担任着极其机密的任务,很多有关他的事迹也因此埋没。”
2011年,高蔡宝于97岁高龄时离世,80岁的周汉清致力于收集整理高捷成的事迹,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现在即便漳州当地,知道高捷成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少了,这不能不算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