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35年经济高增长后生态环境遇到了什么问题
发布时间：2014/9/6 4:12:35 作者：佚名 点击：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浙江是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然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后，浙江目前的生态环境究竟如何？山是否依然清，水是否依然秀，人们是否能呼吸到干净的空气？
今年5月，浙江省作出了“建设美丽浙江，创新美好生活”的决定。“两美”浙江建设让生态环境问题回归人们的视线，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8月23日，第331期浙江人文大讲堂，邀请了宁波大学校长、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沈满洪教授，为大家全面解读“两美”浙江建设的现实背景和制度保障。
35年经济高增长
形成“四高”模式
改革开放35年来，浙江在地域小省、资源小省、环境容量小省的条件下发展成为经济大省。然而，经济的高增长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昂贵的。
总体上可以用 “四高”来概括我们的发展模式，就是成本的高投入、资源的高消耗、污染的高排放和经济的高产出。
成本高投入
在产品的生命周期中，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能获得较高的利润率；而制造、生产这个环节，利润率是最低的，恰恰浙江经济是依靠制造业发展起来的。
比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浙江桐庐调研，有一个制作沙滩衫的企业，他们制作的沙滩衫，在美国要卖到30多美元，但是我们的企业生产一件衣服只赚8分钱人民币。
低利润意味着外部环境稍微一变化，比如汇率的调整，马上会导致利润的丧失，而企业一旦没有利润就无法开工。
资源高消耗
我们研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轨迹后发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他们对资源的依赖度先是递增，然后是递减。也就是说，在到达某一个顶点以后，对资源的依赖度会呈现下降的趋势。
现在的发达国家，像日本、美国、欧洲，总体上已经到达了后工业化时期。资源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小，他们主要依靠什么呢？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欧美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高达80%以上，而我们现在只有50%左右。
其实中国已经到达了工业化的中期，但是我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仍然还在递增。
比如水资源的消耗。中央提出要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但是仔细看一下，这个制度实际上并不那么严格。全国的取水总量到2020年要达到6700亿立方米，到2030年要达到7000亿立方米，规划中的取水总量还是在递增。
污染高排放
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环境的退化状况也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达到顶点后，老百姓忍无可忍，于是环保主义运动崛起，迫使政府想方设法来治理环境。
发达国家总体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但是在1930年到1970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环境污染。
这种状况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发现了，当时我们就提出来要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也没有避免。
我们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把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观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应该说非常重视，但是环境依然是“局部领域有所好转，总体状况仍在恶化”。
老百姓的最基本的需求：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够喝到干净的水，能够吃上放心的食物，现在还没有得到满足。
“两美”遇上“三失灵”
政府如何扫除障碍
在这样的背景下，省里提出了“建设美丽浙江，创新美好生活”，但是“两美”浙江建设中遇到一些问题：体制失灵、机制失灵、制度失灵，我们要怎么来解决呢？
体制失灵
在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特殊资源该怎么来配置，到底是用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经常是摇摇摆摆，犹豫不决。
比如，排污权制度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试点，到现在已经25年了，我们不敢全面推行；水权制度改革，也搞了不少试点，整整搞了15年，一直在犹豫。
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在生态资源、环境容量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配置中往往是失效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产权界定技术的突飞猛进，主要的污染源，无论是气还是水，都可以做到在线监控。我们的排污监控可以做到刷卡排污，一套设备才4万多元钱。
一方面是产权建立的成本在降低，另外一方面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在提高。市场机制是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扫除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
机制失灵
机制失灵的问题是比较普遍的，资源环境领域特别容易产生市场机制失灵，政府机制失灵和社会机制失灵。
“五水共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政府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参与主体是缺失的，即使有社会组织也不是真正的社会独立组织。
信息公开有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老百姓根据政府发布的信息去决定要不要采取防护措施，比如自来水要不要再增加一个过滤功能；第二个好处老百姓可以给政府和企业提供监督，老百姓手中有数据，看看环境质量是否下降了。
社会机制的创新上，我们要健全社会主体，加强信息披露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同时要建设一些群众的自治性组织。
制度失灵
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非常多，但缺乏制度的优化选择和互补整合。有些制度本身非常漂亮，但缺乏具体的实施机制保障。
管制性制度使用的成本非常昂贵，一旦资源环境的问题趋于缓和，环境质量开始改善了，管制性制度是不轻易使用的，要让经济制度发挥主要作用。像欧洲的莱茵河流域，现在主要依靠引导性制度，依靠公众的自觉。其他的制度都在，但是很少去使用。
“两美”浙江建设关于源头控制的制度，主要包括生态红线制度、空间管制制度、环境准入的制度、总量控制的制度。
红线制度是要防止污水进入；空间管制制度要做好空间上的布局；环境准入制度是指有些项目不能来的就不能来，该取缔的就要取缔掉。
现场互动
环境治理与经济
问：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环境治理会加剧经济不景气，我们该不该有这样的担忧？
沈满洪：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环境保护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在有些地方，环境政策还成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手段。像嘉兴搞土地有偿使用，当时很多人担心门槛太高了，人家不来，但实践表明，嘉兴并没有受到影响。
关于浙江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并不是因为环境保护力度过大带来的，浙江省经济现在转型升级的任务特别重。
拿浙江和江苏做比较，应该说江苏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我们。比如说纺织印染产业，江苏现在已经排到第九了，而浙江省还是纺织印染、医药化工这样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排前面，说明我们的产业转型速度相对比较慢。
这个转变的背后是人才的支撑，技术的支撑。我们是高等教育的弱省，我们的高等教育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接下去要不遗余力地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推进人才的培养，这是促进我们转型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控制人口与保护好环境
问：从保护环境资源角度看，关键是控制人口数量，对吗？
沈满洪：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的国情，如果中国现在是5亿人口，我们的资源环境会大大缓和，这个毫无疑问。但人口多少已经是事实，我们现在只能是在现有情况下来考虑资源环境政策，怎样搞好生态建设，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人口太少也是有问题的。中国一方面人口总量太大，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我在杭州调研时，看到很多工业园区找不到劳动力。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开始人口政策的微调，人口问题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是具有两面性。
生活污水与我们自己
问：现在企业的污染和排放都关注到了，我们却很少关注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用水去了哪里，洗衣机排放的水，是否经过处理？这方面政府是不是有什么作为？
沈满洪：企业的排放污染大概占一半，还有一半是非碘源污染。“五水共治”，现在省里提出来要求城镇建污水治理厂。污水治理是分层次的，农村可以每个家庭都有一块小小的湿地，把污水处理好；大城市毫无疑问是集中治理，城镇现在也是集中治理，分散的地方按照分散治理。现在的问题是集中治理的二次排放问题，像太湖就是因为二次排放的水，水质污染物总量超标。
本报通讯员 张冰清/整理
尹炳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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